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家發(fā)展 （上）

　　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從秦漢以后，學術思想的主流，從表面上看，雖然都一概歸到儒家，但實際上，是以陰陽、儒、墨、道、法各家雜用，而又不太有明確的界別。漢末、魏、晉開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學派興盛，他們的"修為"基礎，都是以"守靜"為中心。那是根據(jù)老子的"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的說法而來。

宋儒程明道《定性書》點滴

　　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從秦漢以后，學術思想的主流，從表面上看，雖然都一概歸到儒家，但實際上，是以陰陽、儒、墨、道、法各家雜用，而又不太有明確的界別。漢末、魏、晉開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學派興盛，他們的“修為”基礎，都是以“守靜”為中心。那是根據(jù)老子的“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的說法而來。

從佛教傳入到理學的興起
但自漢末到兩晉時期。由印度傳入的佛家。它的修行實證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學中的小乘禪觀，和“四禪八定”的定學為中心，出戒行的嚴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脫，完成“解脫知見”而進到“涅槃”寂靜的境界，證得“阿羅漢”果位為最高的成就。
因此以定、靜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為中國文化學養(yǎng)中的普遍意識。況且靜態(tài)必須由不動的定境而生，定境必然由靜態(tài)而成，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互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應。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臺山的智顗大師，開創(chuàng)了中國佛教特色的天臺宗，以修止觀而得“中觀正見”為目標。于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觀的禪修法門，便大行其道。因此，影響了中國各階層社會，朝野上下，都知道定靜為修養(yǎng)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識。
印度佛法中禪宗大師達摩祖師東來，早在蕭梁政權的初期，已經(jīng)在中土傳授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到了初唐，歷中唐、晚唐，禪宗的“無門為法門”，已普及中國，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明點。尤其在殘?zhí)莆宕鷷r期，禪宗的五家宗派鼎盛，幾手涵蓋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諸大派系的修證內(nèi)容。當然也掩蓋了天臺止觀禪修的聲光。但禪宗雖然以“真指見性”為標榜，而在實際的修為實證上，仍然也離不開以禪定為基本入門的功夫。至于“參禪”的名詞，是從宋元以后所興起，那已是禪宗從馳騁中原和大江南北，終將走向小徑的尾聲了！
先要了解了中國中古文化衍變的趨勢，然后進而研究由北宋開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承襲五代的提倡儒家經(jīng)學，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道兩家的學說修養(yǎng)，轉(zhuǎn)而“反求諸已”，便以標榜孔孟的儒家之學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識，別自成家，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學為宗，左反神仙的道學，右反禪修的佛學，從形式和內(nèi)容上，就自成為新興儒家的理學，與佛、道兩家互爭勝場。理學的“理”，是襲取佛學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配合《易經(jīng)?說卦傳》的“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宗旨，采取了韓愈的《原道》主張，和李翱《復性書》的理念，作為信守的主題。但又學習禪宗傳習語錄的方式，統(tǒng)用通俗的語文來傳道、授業(yè)，以去惡務善達到圣賢的地位，必須要學問修養(yǎng)到“人欲凈盡，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從《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等的“慎獨”工夫起步，與《中庸》的“誠”、“敬”會同，由此而完成“明德”以后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這樣，才是成圣成賢的正途。所謂道佛各家的行為學說，“遺世而獨立”，都被當作是旁門左道的一偏之見而已。
但從北宋開始，被后世推為“儒宗”、“道學”的大儒．如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并及邵雍（康節(jié)）等為五大“儒宗”。接著南宋程門再傳弟子朱熹，極力推祟師說，自以“道問學”為主導，注解四書，分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學，都須限于朱注的章句見解范圍，歷八九百年之久。但如從宋儒的傳道講學，高談“心性微言”的造詣來說，最為扼要簡潔，足與佛道兩家媲美的，莫過于程明道的《定性書》，實亦“言中有物”，并非都是托空妄語?？墒撬膬?nèi)容實質(zhì)，又都是汲取了佛道兩家的精華，融會于心而著述其“理”，批駁一般人所認為的“修定”而求“明心見性”，或妄求達到“清靜無為”之道的誤解?，F(xiàn)在我們特別為他“認祖歸宗”，指出他本來的出處，不必避諱他本來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襲手法了。

康熙善學《定性書》
《定性書》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nèi)外?！彼拈_頭兩句，便說動靜都是本來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這是他心得了禪宗所尊重的《楞嚴經(jīng)》中“觀音圓通法門”中所說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兩句而來的。
“無將迎”一句，是襲用《莊子?應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于《莊子》所說的“將迎”，等于佛學所說的“有覺有觀”、“有尋有伺”是同一內(nèi)涵?！皩ⅰ笔恰巴Ｐ囊惶帯薄！坝笔菑钠鹉钐幱^照。
“無內(nèi)外”一句，也是汲取《楞嚴經(jīng)》的心不在身的內(nèi)外中間，以及龍樹菩薩所作《大智度論》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謂宴坐”而來的。這真可說他是善于讀書求學，字字句句，都能會之于心的實學了。
程明道《定性書》所說“修定”之學的中心要點，就是上面所講起初“破題”的四句話。實際上，都是佛道兩家的家當，但他卻一借不還，概不認賬。以下的文章，都是對于這四句的根本而發(fā)揮，但其內(nèi)容，大部分都是從《楞嚴經(jīng)》的說“心”，禪宗的談“性”而來。可是除了首先提出這四句特別高明的警句以外，跟著而來的結(jié)語，卻又含混不清，并未說明所謂內(nèi)和外的界別，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說：“既以內(nèi)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佛說《楞嚴經(jīng)》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經(jīng)說：“虛空生汝心內(nèi)，猶如片云點太清里。”“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薄跋氤纬蓢?，知覺乃眾生?！敝劣谝庾R的思想、感覺、知覺，統(tǒng)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后的作用，并非真實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別身心、心物，認為有內(nèi)外的界別，因此而個能證入“楞嚴大定”的如來境界了。
如果《定性書》也有如《楞嚴經(jīng)》一樣的交代明白，那么，他所說的“定性”之定，本無一定點之定可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錯認禪觀的“定境”或“清凈無為”的“靜態(tài)”為本來自性。那他就確實對于《易經(jīng)?系傳》所說“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詩經(jīng)?大雅?文王之什》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的奧義，就真的有其見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發(fā)揮《定性書》的道理，卻又急切于有心用世，坐而論道，用來和“明德”外用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離倘恍，言不歸宗，恰如禪師們的說法，“扇子哱跳，撞著三十三天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始終沒有說明“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有關定慧之間的妙用，甚為可惜。
《定性書》的最后結(jié)論，把“性”和“情”的作用，隱約作為內(nèi)外的關鍵，提出“制怒”的修養(yǎng)最為重要?？偹懔鱾髁怂奈灏倌暌院?，得到一個好學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從程明道的《定性書》中學到了唯一的要訣，就是“制怒”。他親自書寫“制怒”二字為座右銘，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總之，程明道的《定性書》，雖然對于定學，語焉不詳，但比起他的再傳弟子朱熹的學養(yǎng)，就大有高明之處。希望你們年輕人“后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當善于探討，取其精華，舍其糟粕，必定有利于心性修養(yǎng)，大有用處，照此學以致用，“雖不中，亦不遠矣”！不可因噎廢食，隨便輕聽我的話，視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顧，那就不對了。

附程明道《定性書》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nèi)外。
茍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nèi)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nèi)？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nèi)外也。
既以內(nèi)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逼堃?guī)規(guī)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兑住吩唬骸棒奁浔?，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泵鲜弦嘣唬骸八鶒河谥钦?，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nèi)，不若內(nèi)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當喜，圣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則圣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nèi)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圣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fā)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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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五經(jīng)”和中國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洋歐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從古至今，直到現(xiàn)在為止，仍然還是以基督教的《圣經(jīng)》（《舊約》和《新約》）為主流。同樣的，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紀為止，似乎還仍然以儒家“四書”、“五經(jīng)”為中心。事實上，東西文化，都正處于轉(zhuǎn)型變態(tài)的狀況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蛻化。東方文明，尤其以中國的文化來說，也隨時代的巨輪在轉(zhuǎn)變中，支離破碎。主張重“人道倫理”的儒家學說，也正處于游魂、歸魂的卦變之中?，F(xiàn)在美國，有人正在斷言未來的世界是“文化戰(zhàn)爭”的時代，尤其指明中國的儒家文化，是與西方文化對抗的大敵。看來未免可笑，但也深為可慮。天下事往住誤于膚淺粗暴的見解，因此，我們自己，也應當“反求請己”，需要“溫故而知新”了！
如果說，“五經(jīng)”是中國上古文化傳統(tǒng)的總匯，這是比較準確的答案?！八臅蹦兀克鼜谋彼螘r代開始，到南宋時期，才漸漸盛行，取代“五經(jīng)”文化的地位。它是專屬于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學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壟斷的儒學，并不足以概括中國文化的大全。
五經(jīng)，就是《周易》、《尚書》、《禮記》、《詩經(jīng)》，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繹闡釋《春秋》內(nèi)容的，有《左傳》、《公羊》、《谷梁》等“三傳”?！洞呵铩芬粫强鬃釉诖呵锖笃?，即公元前四八○年間的絕筆之作。
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歷史上，正當羅馬改行共和政治，開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達組織伯羅奔尼撤聯(lián)盟。印度難陀王朝興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結(jié)集佛經(jīng)。波斯先后連續(xù)三四次遠征希臘。雅典取代斯巴達為希臘霸主。西方所謂史學之祖希羅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蘇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這個時期，也正是希臘文化在西方興盛的時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極一生的精力，“刪詩書、訂禮樂”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極度客觀的角度，把中國上古的歷史文化，裁定從有文書資料信史可征的唐堯（甲辰年）登位時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他避開中國遠古史的時代，即從神農(nóng)到黃帝（軒轅）之間的史跡（即公元前三○○○年以前，與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倫建國同期，這是東西方開始人文文化發(fā)展的初期）。他以“多聞闕疑”的態(tài)度，“存而不論”。因此，后來司馬遷著《史記》，不好明說要補孔子“刪書”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紀》上，首先提出—篇《五帝本紀》，歷述唐堯為黃帝之后，追溯上推中國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時代，學者羅泌又另著《路史》一書，采用道家等遺書的說法，再上溯高推舊史所稱“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華麗而亦富于考證，言之成理，書名《路史》，意思是說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史”之意。從他的著作宗旨看來，也是深惜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忽略遠古史的傳統(tǒng)。等于現(xiàn)代有人將中國的歷史年代，由黃帝紀元開始，到今年（公元一九九七）為止，共計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義相似。不過，我們只是順便一提，不是要講中國遠古和上古文化史的專題，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總之，孔子的刪訂“六經(jīng)”，是把唐堯、虞舜以來，直到周朝開國以后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過的中國上古文化，匯為總類付予后來的人們，做為先民遺留給后代“承先啟后”的無價資產(chǎn)。當時對學者稱為“儒士”或“儒生”，并非如漢代以后的儒家，是專指治孔孟之學才稱“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滅掉六國諸侯以后，改變了周朝分封諸侯建國的政體，統(tǒng)一中國，劃分郡縣，開始創(chuàng)制學者的專職官稱叫“博士”，但并不限于專學“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jīng)”的范圍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間的焚書坑儒，也并沒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處士橫議”的非“博士員”的儒生。

五經(jīng)博士的開始
后來到了西漢初期漢武帝劉徹（建元乙巳的時代，公元前一三六年），設置“五經(jīng)博士”，才是以專治儒學為主的開始。那時，距離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期，已過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了。當然，在這一百多年以前，由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在政治作為上的主要文化思想，是以道家“黃（帝）老（子）”之學為主導，但也并非完全不重視儒、法等各家的學說。文景時代，認為自秦漢以前，以及楚漢爭戰(zhàn)的長期戰(zhàn)亂，社會人民，殘破痛苦不堪，人們所需要的，便是“休養(yǎng)生息”，使全民得到“安居樂業(yè)”，重新建立社會人民的秩序，所以省事節(jié)約為主要。
可是傳到漢武帝的時代，卻是重視以董仲舒為主的儒家學說。實際上董仲舒的儒學，已摻雜用陰陽家的思想以治《春秋》，從此便形成了兩漢以后讖緯符（預言）之學的風氣，影響中國文化的迷茫色彩很大，直到現(xiàn)在不衰。如果說純粹以“五經(jīng)”等為主的漢儒的漢學，實在是由漢元帝劉奭時代（公元前四八年）開始，才特別重視儒家。因此，使?jié)h代的儒者，注重對經(jīng)學的訓詁考訂的學問，延續(xù)到東漢之間，約兩百多年之久。古人譏謂“青春作賦，皓首窮經(jīng)”的讀書人，都畢生埋首在“經(jīng)義”和文字學的故紙堆中。
在這個時期的變動，在史學上叫做“前漢”和“后漢”，也有慣稱為“西漢”與“東漢”的，它的界別，就是從王莽篡位，改朝換代，自稱為“新朝”的階段，正當公元紀元開始的第八年底，也就是耶穌出生十二年間的大事。但使?jié)h室重光，稱為“東漢之主”的光武帝劉秀，他也是從小習讀《詩經(jīng)》出身的農(nóng)民學者。因為他的影響，使東漢以后的文章和學術風氣，與西漢比較，便各有不同的風格。古人評論說：“西漢重功名，希世取寵，不尚清操。東漢重名節(jié)，取義成仁，至死不顧?！?/p>

玄學和玄談的時代
兩漢的經(jīng)學，長期困守在訓詁考證的沉悶風氣的范圍，所以一到漢末魏晉時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后進學者開始，認為儒家的“六經(jīng)”都是糟粕。他們只從事清談，注重“三玄”之學的探討，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謂“三玄”之學，便是從《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書中探討人生和宇宙的哲學思想。因此形成魏晉以來的文人政府中的門閥子弟，和一般讀書的知識分子，都傾向于逍遙解脫，不拘形跡而風流瀟灑的作風。這等于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所說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態(tài)，在上流社會的階層中，尤其散漫放誕。跟著便是東晉南渡以后，歷史的年代，轉(zhuǎn)入了南北朝的階段，佛學正好在這個時期，如云如雨一般地傾注東來，彌漫于朝野上下各階層社會。這—個歷史歷程，經(jīng)過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間開始，到六二○年之間），是中國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學輝煌時代，但從政治和社會立場來看，也是最衰敗墮落的時代。

唐代文藝輝煌的風朗
到了李世民父子開國，建立唐朝的政權以后，才有轉(zhuǎn)變。但在這個歷史文化的時期中，所謂自漢代以來的儒家經(jīng)學，已經(jīng)“此調(diào)不彈（談）久矣”，還沒有特別重視《大學》、《中庸》等“四書”的風氣。可是不要忘了，“五經(jīng)”等學問，仍然還是中國民間和政府人士基本的文化思想，個過并不像漢儒和宋儒那樣特別注重而已。唐太宗曾授命園子祭酒（等于現(xiàn)代唯一國立的大學校長）孔穎達，撰著《五經(jīng)正義》，后世稱為“五經(jīng)注疏”的便是此書。
在這階段中，有關西方歐洲文化的情形呢？他從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開始，到第十世紀階段，新國迭相興起，戰(zhàn)爭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正處于西方歷史學家所謂的“黑暗時期”。所以東方唐人的聲威，在那個時候，就較為有聲有色，鼎盛一時了。
現(xiàn)代人所謂的西北絲綢之路，和南海廣東的絲綢之路，以及日本、朝鮮、琉球等地，派人列長安留學的唐風，吹遍了東西兩半球，尤其在中唐時代，中國經(jīng)濟、貿(mào)易重鎮(zhèn)的揚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場州”，便是唐風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紀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離不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人事關系。唐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歸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絕對不可用《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個條目來做深入的要求；同時，也不可只以《貞觀政要》一書而以偏概全，掩蓋了對歷史偉人的是非評價。如從他的身世背景，和他天生稟賦的資質(zhì)來看，他先天具有權門子弟的家世習性，同時又兼有綠林豪俠的資質(zhì)。再從另一面深入來講，他有齊桓公（公子小白）的壞習氣，同時也有曹孟德（操）的文學才思。既有漢武帝（劉徹）相似的雄才，但又有漢光武（劉秀）類同的渾厚。因此，而使初唐開國在歷史上的光輝，幾乎有超過漢代的功績。尤其當他還在做秦王的少年階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力助手“智囊團”中，如劉靜、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齡等才俊之士，都是當時一代的杰出之選。起義以后，用的將帥人才，大部分都是在亂世從綠林中磨煉出來的英雄好漢，而且開始還多半是他的敵對人物，如徐世勣、程咬金、李靖，當然還包括了魏征。
李世民，因為他生來接受了隋朝首先統(tǒng)一了二百年來南北朝的政制和文風的薰陶，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大有過人之處。例如我們大家所最欣賞的唐代的詩和文章，乃至中國的書法，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是此中高手，因此而造成了劃時代的風氣。他的詩，自從虞世南死后，便很少寫作，他說已經(jīng)沒有知己了。他的字，極力學習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臨死還要將它帶進棺材里去。我平?？傁矚g對人說，要學唐人書法，先要讀看唐太宗所寫的《晉祠銘并序》然后再讀柳公權、歐陽詢、顏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會于心了?，F(xiàn)在我們沒有多余的時間來討論唐太宗一生的是非得失，須急轉(zhuǎn)直下略說唐代的文化思想和儒家的關鍵所在。

儒佛道禪與唐代文化
唐朝開國之初，還在李淵稱兵起義的時候，首先提出改革自南朝五代以來的文學風氣，不許再用華麗詞章來寫政府公文。然后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后，貞觀十一年，規(guī)定以同宗祖先李老君（老子）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禮儀次序），佛教序列第二，但并沒有什么儒教或儒學在后的意思。因為朝廷政府的全體臣工，都是從讀儒書出身的儒生。雖然后來建立了以考試取士的考試制度，但根本沒有要考“四書章句”出身，作八股文章的進士。到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后，由太子李治即位為唐高宗，才復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用以尊重儒學。
唐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非常自由，不但大量修建佛寺，而且準許在長安建立了大秦寺，以及基督教另一派的景教。后來又有由波斯傳入的祅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寺廟，一切都讓人民信仰自由不加干涉。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當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征服了麥加，稱霸于阿拉伯的同時。到了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當玄奘法師由印度取經(jīng)回國，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開始譯經(jīng)，并派宰相房玄齡主管其事。玄奘法師不但對佛學有淵深精致的造詣，而且又兼通儒道等世俗學問。他在翻譯佛經(jīng)的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道德經(jīng)）譯成梵文，反饋印度，可惜后世失傳，這對于古代溝通東西文化的歷史作用來說，實在是一大損失！
至于唐太宗本人，因受奘師學識修養(yǎng)的感召，一向傾心佛理，同時，又希望玄奘法師還俗，做他的宰輔，但都被奘師婉轉(zhuǎn)辭謝，只好親自動筆。為玄奘法師所譯的佛經(jīng)，做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宏文，的確是唐文中的翹楚，果然不同凡響。因此而使初唐的中國佛教和佛學，盛極一時，朝野上下，普遍流行。所謂中國佛教特色的“十宗”，便從初唐開始，聲光普耀，遠及東亞，如日本、朝鮮等各地。尤其是從南朝梁武帝時代就由印度東來的達摩祖師所傳佛法心宗的禪宗，這時漸漸普及流傳各個階層社會，甚至還轉(zhuǎn)而反饋了印度后期佛教新興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言咒語〕、曼陀羅（總持壇場）、愿行等相結(jié)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又有由印度東來，專傳密宗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等人，世稱“開元三大士”，大弘密宗的修為法門。中國佛教的“十宗”佛法，由此更加盛行于東方各地的國土。例如鑒真法師受日本的邀請而東渡弘法，日本的空海法師入唐求學等等事跡，都是唐代文化和宗教史，和中日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
總之，由唐朝開國以后，經(jīng)唐太宗、高宗父子，以及武則天做皇帝的三朝七八十年之間，佛教和道教乃至禪宗的自由發(fā)展，使儒、佛、道三教匯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主流形勢，便在這個時期中確定了地位。尤其禪宗以“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心佛眾生，三元差別”、“非心非物”等的教法，普及于朝野上下，而且在下層民間的僧俗社會里，更所歡喜信受。所謂“南宗尚許通方便（由禪宗六祖廣東慧能大師開始稱南宗），何事心中更念經(jīng)。好去比丘（和尚）云水畔，何山松竹不青青”。我們只要翻開初唐以后的名人詩文集來看，所有詩詞的名著，幾乎十之八九，都離不開和禪與道息息相關的大作，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劉禹錫等等，實在不勝枚舉。

百丈禪師與呂純陽的深遠影響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當封楊玉環(huán)為貴記以后（約在公元七五○年之間，中國所發(fā)明的造紙方法，使開始傳入歐洲），禪宗的大師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弟子百丈（懷海）禪師，便在江西開創(chuàng)中國佛教特色的“叢林制度”，不顧原始佛教不事生產(chǎn)的戒律，提倡以集體修行、集體耕作、生活平等、勞逸平均的原則，制定了“百丈清規(guī)”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適合時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禪師，年過九十，還以身作則，天天領眾勞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風范。當時百丈、馬祖師徒的作風，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眾，罵為“破戒比丘”?？墒菑拇艘院螅U門叢林風規(guī)便大行其道，大多數(shù)的佛教僧眾寺院，都以“叢林”相標榜，而額稱為“禪寺”或“禪林”的，甚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立腳，并且為后世歷代的社會福利慈善事業(yè)，有形無形地做了許多功德。因為“叢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鰥、寡、孤、獨，老無所歸，幼無所養(yǎng)，貧無所依”的人們?？梢哉f百丈師徒是中國宗教革命的先驅(qū)。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討論中國特殊社會“叢林制度”的小書，可做參考。在這個時期，歐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權威進到顛峰的時期。
不過講到佛教的宗教革命，在這里，順便提出晚唐懿宗咸通的時代，約當公元八六○年之間，道教出了一位特殊人物，他便是相傳在邯鄲旅邸中，“夢醒黃粱”，不求功名而去修道的呂嵒（字洞賓，“嵒”一作“巖”），號稱“呂純陽”的道土。他是融會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說他是從東漢魏伯陽、晉朝葛洪（抱樸子）、梁朝陶弘景以后道教的宗教革命者。從他開始，在中國的民間社會上，提起道教，大家都會知道呂純陽。但很少有人知道魏伯陽、葛洪、陶弘景等人了。

《原道》與《復性書》的出現(xiàn)
由于禪與道在初唐、中唐兩三百年之間的風頭太健，太過煊赫，所以到了唐憲宗李純的時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歐洲法國的查理大帝死去，由兒子路易即位的時期公元八一○年前后，名儒韓愈（昌黎）倡導古文藝的復興，重視從事文學改革，而且不甘坐視唐室宮廷迷信佛教的作風，為了《諫迎佛骨表》這一道表章，就被貶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時感慨道佛兩家的文化太過流行，特別提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統(tǒng)，應該是以儒家為主，因此奮筆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說明真正大道的道統(tǒng)，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一線傳承．這才是真正的人倫大道。他并且特別提出《大學》的“明明德”到“先誠其意”的一段，批駁道佛兩家的出家修道，是對父母國家的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但他在引用原文中，也沒有指明這是曾子所著的《大學》上的話，只說“傳曰”兩字，也不說“禮云”。其實，《大學》是在《禮記》中的一篇，而韓愈卻不提起它的來源，只說是儒家傳統(tǒng)的說法，但引來作為證明的說辭而已。
韓愈被貶到潮州以后，心有不安，又向禪宗的大顛禪師問道，略有心得，這在禪門中的實錄，另有傳記。不過，他問不問禪，并不重要。只可惜他的—篇《原道》大論，批駁道佛的見解，并不高明，實在還是外行。如果說是一篇批評道士、和尚們不可隨便出家的文章，那就另當別論了。猶如他寫的《諫迎佛骨表》，同樣是不大得體的文章，所以會惹得唐憲宗發(fā)了脾氣。但《原道》一文，劈頭就提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后便說“仁與義是定名，道與德是虛位”等等，氣勢不小。因此，后世的儒者大多認孔子所說的“仁”，就是“博愛之謂仁”了！殊不知“博愛”是墨子主張的精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正是墨子的學說的精神。韓愈是對墨子之學極有研究的學者，所以《原道》一文的開頭，便引“墨”入儒，致使后世的學者們，卻被他的健筆宏文輕易地瞞過去了。
對不起，我是開門沒遮攔，提到韓愈韓文公的《原道》，目的是說明宋儒倡說理學的根源，是由《原道》一篇大論所啟發(fā)。同時又因韓愈的門人李翱，從藥山禪師問道以后，作了一篇《復性書》的高論，因此而使宋儒理學家們，憑據(jù)《大學》、《中庸》而大談其“心性微言”的性理。所以我便對《原道》一文，多講了幾句，好像是在講國文的課一樣，反而耽擱了不少時間，到此再也不敢再牽引到李翱《復性書》的原文，不然，就離題更遠了。因此，只是略說李翱所提出“復性”觀念的來由而已。
如果說我妄加評語，李翱的《復性書》所講的性命之說，比起他老師韓愈《原道》的立論，就深刻得太多了。那么，李翱的儒學，又怎么能有“超師之見”的造詣呢？事實上，他是得力于禪門的啟悟。所以便引禪入儒，果然就不問凡響了！可是他仍然同一般的儒門學者一樣，不敢違背士林的現(xiàn)實。終于故作托辭而已。至于他的參禪故事，在我過去所講禪學的書上已經(jīng)提過，在這里不必再來畫龍點睛吧！但順便告訴大家，現(xiàn)代已經(jīng)逝世的儒宗禪學的大師馬一浮先生，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師友之間的老前輩，他所取個人自由講學“復性書院”的名稱，便是取用《復性書》而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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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jīng)學與李唐五代

　　前面已經(jīng)大略講過唐代二百年來的文化，由公元六一八至九○○年之間儒、佛、道、禪的文采風流，飄逸瀟灑的風格。但是，好像都是象征了開國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外在的形象一樣。至于李唐三百年來帝王宮廷的內(nèi)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以及“修身、齊家、治國”的“外王（用）”之道，可以說，并不見得比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更有什么特別高明之處。
總之，從李世民起義之初的動心用意，已經(jīng)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說動其父李淵起兵的布局，是設計用酒灌醉了李淵，使他在昏味之中奸污了隋場帝在晉陽的兩個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親，不得不聽從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就由武則天的奪權做皇帝開始，使李唐一代后世的子孫帝王們，始終都在受內(nèi)宮夫婦男女之間的“女禍”所困擾，甚至還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太監(jiān)）隨便擺布。因此，造成晚唐時期軍閥專權的藩鎮(zhèn)之亂，終至國亡家破，以了卻前因后果的一筆濫賬。至于李世民在登位之初，弒兄殺弟、霸占兄嫂等行為，遺禍到唐肅宗李亨以后四代之間的兄弟宗室的權位之爭。如果不是介乎禪道之間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其間，恐怕在中晚唐的階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因此，我在前面說過李世民的內(nèi)在個性，具備了齊桓公（小白）所有的壞處，只是初唐時代的貞觀政治，能夠聽信魏征等意見的作為，作風比較開明，實在大有值得后代當家治國做領導的老板們效法之處，我們民族的個性，是最喜歡崇拜個人英雄人物，尤其是比較豪邁爽朗的英雄人物，縱使他們有很多的缺失，也都能曲予寬恕，只看他的光明一面，撇開他的陰暗一面不談。中國的民情如此，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是情有獨鐘的多，因此在歷史上，李世民就成為中國帝王中的曠代一人了。
至于晚唐時期末代李家子孫的皇帝們，外受藩鎮(zhèn)（據(jù)地擁兵的軍閥）的壓力，內(nèi)受“宦寺”（太監(jiān)）的專權蒙蔽，已是由來已久的事實。這些歷代在最高領導人皇帝身邊的太監(jiān)們，都是生殖器被閹割，不男不女心理變態(tài)的家伙，因為生理不正常的影響，頭腦思維有時更加偏仄和細密。我們讀歷史上的記載，只要細想在唐武宗李炎時代一個太監(jiān)頭子仇士良的話，實在是古今中外，包圍蒙蔽上司領導人的薪傳口訣。講到這里，好像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為快。我是希望一般做老板和那些做“長”的、“員”的所有人們，都應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好自為之”，“善自為之”。
唐武宗也算是一個“少有才，而末聞君子之大道”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心里討厭宦官們跋扈專權的壞處，想要設法疏遠處置。仇士良正是當時宦官的首領，他很聰明，已經(jīng)看出了苗頭不對，就趕快首先提出辭職，告老還鄉(xiāng)不干了。唐武宗也就馬上照準。因此，在宮里一批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孫太監(jiān)們，都來為他送行，并且請示他怎樣抓權“拍馬屁”的錦囊妙計。仇士良便說；“天子不可令閑（你要設法，使做領導的皇帝，一天到晚沒有空閑約時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輩可以得志（當然包括現(xiàn)代人為吃喝玩樂等等）。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優(yōu)懼，則吾輩疏斥矣?！彼麄魍炅嗣貨Q，那些徒子徒孫的太監(jiān)們，都明白了這種道理，所以歷史上記載說：“其黨拜謝而去?！蹦憧矗@有多么的深刻可怕??！小心啊，小心！
現(xiàn)代和將文，當然不會再有閹割了的太監(jiān)，但是具有太監(jiān)類型心理變態(tài)的小智小慧、小忠小勤的習氣，并非沒有。除非真能讀書明理，達到《大學》“明明德”的學養(yǎng)才好??！而且時代不同，過去要包圍生在深宮內(nèi)院，長在婦人女子“宦寺”們手中的“太子”，生來就是要做職業(yè)皇帝的人，便要使他忙于玩樂，不可有太多閑暇的時間，懂得讀書明理?，F(xiàn)在民主時代的老板們，就完全不同，所以要使他們忙于應酬會客，日理萬機，再也沒有精力得以靜思深慮。下面的人，就可推、拖、抗、扯，欺上瞞下，陽奉陰違，搞他自己胡作非為的主意，然后多開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會議，就強加在這是民意民主的形式主義上，實在是與古人有同樣可怕的歪風，所以《大學》便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最為重要的了。

五代是第二次南北朝的開始
現(xiàn)在我們再看唐末五代六七十年間亂世文化的轉(zhuǎn)變，這一階段正當儒家文化和“四書”、“五經(jīng)”文化連綿續(xù)絕的時期。然后便可再進入宋代，討論“儒林”道學理學家們的天下。
古人有言：“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研究歷史．每一朝、每一代的末期，引發(fā)政權帝室變革的情況，大體歸納來說，只用“民不聊生”四個子，便可代表了一切衰敗的禍因。其實，所謂“民不聊生”的內(nèi)在因素，以及時代社會演變的外界趨勢，它的前因后果，太過復雜，包括有政治、經(jīng)濟、財政，尤其是賦稅和基層社會吏治（干部）的敗壞等等，因此而造成歷史小說上的一句名言，就是“官逼民反”的結(jié)果了。人性是“重茍安而惡動亂”，大至國家社會，小到個人家庭，人人所最寶貴的，就是性命。如果可以“順時安命”，人們是絕對不肯起而革命的?！案锩币辉~，是來自《易經(jīng)》的鼎卦的象辭以及艾辭，所謂：“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耳革，失其義也?！鄙鐣嗣?，碰到了“木上有火”，火上加油的苦難時代，就不得不起而拼命了。我們現(xiàn)在不是講歷史、政治哲學的課，只是略一涉及有關的問題，提起注意而已。
李唐的時代，到了唐僖宗李儇，公元八八○年之間，已經(jīng)進入“民不聊生”的時代，因此而有王仙芝、黃巢等的起義造反。黃巢曾經(jīng)攻進長安，自稱“齊帝”?？墒且粋€經(jīng)歷兩百多年皇室集團的政權，到底還是具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頑固力量，在它外圍“擁兵自衛(wèi)”的藩鎮(zhèn)霸權，也絕不會讓現(xiàn)成既得的利益，隨便拱手讓人的。所以黃巢的失敗，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的結(jié)果。不過，由此而使李唐王權統(tǒng)治的結(jié)束，在歷史上，展開“五代”的一幕，這是由唐朝皇帝的部下們展開序幕的。到了公元八九○年，正當末代唐昭宗李曄的時代，在五六十年之間，全國地方藩鎮(zhèn)（軍閥）據(jù)地稱王的強霸勢力，就有十三處之多。可是在歷史上習慣性地稱呼這個階段的中國史，叫做“五代”。事實上，這都是古代讀書人，自號為圣人孔夫子傳人的思想，學習夫子著《春秋》尊王的精神，把“五代”五六十年間，能夠在中原（長安洛陽一帶）搶得李唐覆滅之后的王位的，才認為是“繼統(tǒng)”的王朝，因此撇開當時全國各地的稱王稱帝的都不入格，只以在河洛稱帝的為繼統(tǒng)，所以就叫它為“五代”了。即使如歐陽修、朱熹他們，號稱自己為公正嚴明的大文豪、大史筆者，也仍然難以去掉這種盲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紫陽綱目》，何嘗不是如此呢？
俗話說得好，“習慣成自然”，那么，我們就照這個自然的習慣，大約介紹一下“五代”王朝那些稱帝稱王的亂世英雄吧！
開始第一代的“后梁”太祖朱溫，在唐僖宗的時代，賜名為“朱全忠”，他的本名叫“朱三”。他是跟黃巢起兵造反的人。黃巢兵敗，他就見風轉(zhuǎn)舵，投降唐朝，又改名字叫“朱晃”（字匡圣），結(jié)果謀殺唐昭宗，廢了唐哀帝李柷，自稱“梁帝”。在位六年，被兒了友珪所弒。男一個兒子友貞即位十年，史稱后梁末帝。
接著，便是后唐李存勖，沙陀郡（新疆境內(nèi)）人，史稱為胡人。實際上，他的祖先早已是歸化漢族的西北邊區(qū)民族。他襲其父李克用的“晉王”爵位，號召為李唐復仇，滅了朱梁而自稱皇帝，叫做“后唐莊宗”。開始很英雄，做了三年皇帝，又死在伶人（戲子）手里了事。清初的名詩人嚴遂成，有一首詠李克用的名詩，很少有人有此手筆：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五擁晉山河。
風云帳下奇兒（指李存勖）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崗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李嗣源的向天禱祝
繼他而起的后唐明宗李嗣源，真還不錯，比較老實可敬。他是李克用的養(yǎng)子，也是西北邊區(qū)歸化漢族的代北人。因后唐的變亂，被大家所推舉，立為皇帝，在位八年。在他登位的時期，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契丹，也已經(jīng)開始稱王稱帝了。李嗣源做皇帝，不太作怪。突出的有三件事，值得為他褒揚。
一、當他在位的第七年，命令國子監(jiān)（等于國立大學），校正“九經(jīng)”（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論語、孟了），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是歷史上在唐代以后，提倡儒家學術的第一次盛舉。
二、他的兒子秦王（從榮）喜歡作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矝伐（經(jīng)常聚集一些華而不實的浮夸子弟，如高輦等人，互相吟詩唱和，而又還自認為很高明，很了不起）?！崩钏迷幢銓λf：“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jīng)義，開益人智思（我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喜歡聽那些讀書儒生講五經(jīng)的道理，實在可以開豁人的智慧和思想）。吾見莊宗（李存勖）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以前我看莊宗喜歡作詩。其實，我們都是將門之后的子弟，詩文素來不是專長。會被別人背后偷偷的笑話，你切不可學樣?。?！”他有此見解，的確高明可惜有些人偏要舞文弄墨，真不及李嗣源有自知之明。宋初在趙匡胤手里，滅了南唐，俘虜了李后主李煜，趙匡胤便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心思用來治國，哪里會這樣輕易被我俘虜呢！”
三、歷史記載李嗣源在做皇帝的幾年中，“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我李嗣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因為亂世，被大家推舉，不得已做了皇帝）。愿天早生圣人，為生民主?！边^去歷史學家相信因為他的誠心感應，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就在這個時期，出生在“甲馬營”中。是不是迷信，姑且不論。但是李嗣源的這種用心，就不能不說是他的“誠意、正心”之德了！不要說五代時期所有別的英雄帝王們，沒有如他的真誠和謙讓之情，恐怕千古以來，能夠肯自向天祝告，說出此話的，還找不出第二人呢！每讀歷史到此，常為他真誠的為國為民之心所感動，必然低眉敬禮，這也實在是很感人的歷史故事??！有這種存心的人，還可對他有民族歧視之見嗎？但從李存勖開始稱帝的后唐，經(jīng)李嗣源繼位稱“明宗”，先后只有十一年的時間。李嗣源死后，不到三年，后唐也就亡了。
跟著稱帝的，就是歷史上第一個做為契丹傀儡皇帝的石敬瑭，號稱后晉。他也就是割讓燕云十六州地區(qū)奉獻給契丹的兒皇帝。因此而開創(chuàng)了宋朝開國以來，黃河以北成為遼、金、元三朝的根據(jù)地，形成中國歷史第二次“南北朝”的三百年局面。但石敬瑭的后晉，也只有十二年的時間，就轉(zhuǎn)入他的部將劉知遠的手中稱帝，改國號為后漢，做了一年皇帝便死了。由他的兒子劉承佑即位稱“隱帝”，也只多了三年就完了。后唐李存勖、后晉石敬瑭、后漢劉知遠三代，都是沙陀人，只是氏族不同而已，所以在舊史上叫他們?yōu)椤吧惩印比笞宓摹昂恕薄?br />接著由后漢的部將郭威，篡位稱帝，改國號為“后周”，做了三年的皇帝也死了。他沒有兒子，就由他的養(yǎng)子，也便是他妻子（皇后）的內(nèi)侄柴榮接位，稱為“世宗”，精明果敢，頗有英氣，在位六年，在出兵伐遼的途中死亡。當時由他三歲小兒宗訓即位為“恭帝”，提升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相當于現(xiàn)在的陸軍總司令），要他出兵征河東，剛剛出發(fā)到陳橋驛的一天晚上，就鬧兵變，據(jù)說將士們把預先做好的皇帝穿的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然后就迫他做了宋朝開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周家柴氏的孤兒寡婦，也就只好拱手讓位。所以后世有愛管閑事的詩人，便作了一首詩說：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二百余年后，寡婦孤兒又被欺。
最后一句是說南宋亡國以后，末代的小皇帝恭帝趙晃和皇太后，也被元朝的大將伯顏所俘虜走了，世事的輪轉(zhuǎn)回旋，猶如原版重翻，非常奇妙而可嘆。不過，后周的郭威和柴榮兩代，并非胡族，不必老是胡說，把“五代”都說是“胡人”在作亂。
根據(jù)歷史記載，“五代”雖為“亂世”。但對宋朝開國以后重興儒家學說的關系，極為重要。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說過，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時代，令國子監(jiān)校正九經(jīng)，刻版印賣。時在公元九三二年。這個新疆老鄉(xiāng)李嗣源，真有現(xiàn)代出版商的頭腦，同時也替中國文化首先做了一件大好多。但到了后周廣順三年（公元九五三年），也就是郭威稱帝的末年，“九經(jīng)”版才雕刻完成，先后歷時二十一年。同時，在四川“后蜀”的孟昶，也同意四川刻版印“九經(jīng)”。
史載：“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jiān)校正九經(jīng)，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jīng)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人名，蜀之仆射，等于輔相）亦出私財百萬貫營學館（辦學校），且請刻版印幾經(jīng)，蜀主孟昶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可是我還記得讀過一本歷史的書，說五代時代的刻“九經(jīng)”版，馮道也有鼓動之功，可惜臨時想不起在哪本書上，又懶得去查。只是順便一提，將來你們發(fā)現(xiàn)了再說吧！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如五代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時代，你爭王，我爭霸，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無論是漢、胡等族，以及后來的遼、金、元，對于保存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大家都是一致的同心同德。這就足以說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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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守文弱主的由來

　　南北宋三百年來的趙家天下，先由黃袍加身的宋太祖趙匡胤開始，根本就沒有想一統(tǒng)中華，所以玉斧一揮，割掉中國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就讓它自己成長，形成后來的遼、金、元朝。對于南方云南的大理，也無力統(tǒng)一。他只想暫時安定，努力儉省節(jié)用，收集財貨，用金錢攻勢，買回北方的一統(tǒng)。五代七八十年的戰(zhàn)亂，人民社會困苦不堪。但經(jīng)他的提倡儉約，宋初不到十五六年之間，洛陽近郊的民間，先行富有，甚至掛簾子用的裝飾，就有銀鉤亮相了。他平常對人說：“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尤其到了他的兄弟趙光義即位做了宋太宗皇帝，喜歡讀書學問，并民繼承他哥哥趙醫(yī)胤的政策，避免軍人的將領干政，更加重文輕武，起用文人來管地方軍政，授以大權。從此便養(yǎng)成以后三百年來的趙家子孫皇帝，都會遵守一個原則，所謂“守文弱主”而已。
但話說回來，在中國的歷史上，趙宋三百年的天下，“齊家、治國”比較特殊的規(guī)范，約有三點，稍作補充。
第一，趙匡胤兄弟，雖自軍人的子弟出身，但生性也比較孝順，尊重母教，比起歷史上的帝王宮廷來說，幾乎就沒有皇后或皇太后把持朝政，造成一般人所說女人為禍水的“女禍”故事。宋太祖、太宗兄弟等，都是由他們的母親杜太后母教長成的子弟。杜太后算是一位賢母的典型，所以在北宋之世，就先后有過幾位賢母型的太后，可為典范。從“齊家、治國”的原則來講，宋代應可及格。當然首先還應歸功于杜太后的母教而來。
第二，趙家兄弟，自小就出生在軍眷的家庭環(huán)境中，趙匡胤出生在甲馬營中。他們兄弟，都是將門之后，長大以后，也照例是做職業(yè)軍人，并且追隨周世宗南征北戰(zhàn)，因軍功而升遷到殿前都點檢的位置，得來并非偶然。所以在他們的本身經(jīng)歷上，是極其知道戰(zhàn)爭的禍害和悲慘，同時也知道戰(zhàn)爭會為人民帶來太多的痛苦。因此，厭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較強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歡談兵，他們實在沒有當過軍人打過仗，往往會把戰(zhàn)場當作考試場一樣的緊張好玩。趙匡胤是從戰(zhàn)爭中勇于作戰(zhàn)而成名的，他當然了解戰(zhàn)斗是并非好玩的事。所以他在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后，就要考慮是否必要以武力統(tǒng)一天下，或是另謀其他的方略。他所以毅然斷然在“輿圖”上，手把“玉斧一揮”，暫且割開“燕云十六州”和云南一帶的“大理”而不顧，固然不是勇者的所為，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認為當時北鄙的契丹等胡人，進攻中原，其志只在財貨的掠奪，人如只要富貴，就可用金錢攻勢，買回失地。這就是趙家三百年來由太祖內(nèi)定戰(zhàn)略失策的致命傷。
第二，繼趙匡胤做皇帝的宋太宗趙光義，也如他哥哥一樣，跟著在軍旅生活中長大，但他比哥哥還愛好讀書與學問，所以歷史上記載：他在“兵間二十年，手不釋卷”。出兵打仗，后勤還有十幾匹馬，是馱著書本從征的。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有兩句最有名的成語，都是由他說出來的?！伴_卷有益”，這是他贊嘆讀書有好處的一句名言?！霸紫囗氂米x書人”，這也是他視學識為最重要的名言。還有—句，是和春秋時期衛(wèi)國大夫蘧伯玉相同的話，“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這也是他做了皇帝以后，更加知道實踐的經(jīng)驗，和修養(yǎng)知識相結(jié)合的重要，而且是心有所感的嘆息。

杜太后“母儀可風”
有關趙匡胤的家教和母教的事，結(jié)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筆記來說，還有這樣一些故事。當趙匡胤已經(jīng)知道大家都已計劃好了要臨時兵變，“黃袍加身”，擁護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懼”的心理，成功與失敗，兩者都不是兒戲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家里，想告訴母親一聲，好向母親請教。一進門，他的母親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廚房里做飯。他就正好對母親和姊姊講了這件事。他母親聽了還沒有說話，他的姊姊就大聲地說：男子漢，大丈夫，要做什么大事，就要自己心里有決斷，還跑到廚房里問我們做什么！一邊說，一邊就把手里拿的搟面棒舉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趙匡胤聽了姊姊的責罵，心中踏實了，立即轉(zhuǎn)身，回部隊去了。到了晚上，就鬧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終身對這個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樣說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后，定州（河北省定州縣）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庇肿馂榛侍?，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茍失其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彼沃髟侔菰?；“謹受教。”
這一段話，歷史學家也并沒有過譽其辭，同時，也是說明趙匡胤的成功，的確是得力于母教。趙宋開國的老祖母，真是“母儀可風”啊！
杜太后被尊為皇太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臨危的時候，皇帝趙匡胤隨時侍候在她的身邊，她就叫趙匡胤召最親信的輔相趙普進來，并且問趙匡胤說，你知道你為什么這樣容易得天下、當上皇帝的道理嗎？趙匡胤說，那都是靠祖先的陰功積德，和母親您的教誨啊！太后說，不對。是因為柴家（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所以你占了便宜又賣乖了。假使后周有年紀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這樣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后，應該傳位給弟弟光義做皇帝。光義過后，應該傳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過后，再傳位給你（趙匡胤）的兒子德昭。你要知道國家天下之大，能夠有一個比較老成的人來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趙匡胤聽了，哭著說：“敢不如教?！眱鹤硬桓也宦爧寢屇呐胃?。這時。太后又對趙普說，你是一起聽到我的吩咐，同時做好記錄，將來不可以違背了我的主意。趙普聽了作好記錄，并且在末后一行簽了字“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燭影斧聲”的疑案
趙匡胤開國稱宋，只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在曹彬滅了南唐李后主的第二年就死了。他的死，也是宋朝開國之初一件重大的疑案，所謂“燭影斧聲”，便是說他在臨死之前，和弟弟光義，為了傳位的事，是有所爭執(zhí)的。也有人懷疑趙匡胤在臨死時，是被弟弟光義逼死或氣死的。如云：
太祖不豫（快要死了，很難過），夜召晉王光義，囑以后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戮地，大聲謂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
趙光義即位，史稱宋太宗，做了二十二年皇帝，并沒有遵照他母親杜太后的遺囑，把帝位傳給兄弟，再傳侄子，而且早已把兄弟光美和侄子德昭，因犯錯誤而處置了，最后還是傳位給他自己的第三個兒子趙恒（宋真宗）。據(jù)說，他不遵守杜太后的遺囑，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也是經(jīng)過和趙普商量而決定的。趙普告訴他，太祖趙匡胤聽信皇太后的吩咐，已經(jīng)做錯了，你可不要再錯。因此就傳皇帝之位給自己本支的子孫，直到徽宗、欽宗，被金人所俘虜，康王南渡浙江為南宋高宗以后，因為沒有兒子，才找出趙匡胤一支后代七世的孫子趙眘（讀“慎”）過房做他的兒子而繼承大統(tǒng)，后來因他對高宗比親生的兒子還要孝順，所以歷史上的謚號，便稱他為“孝宗”了。
我們?yōu)槭裁促M了那么多的時間，說明宋初開國這一段的歷史內(nèi)幕呢？因為兩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家的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為中心。儒學重“圣人以孝弟治天下”。從“齊家、治國”之道立論，對于兄弟的友愛情誼，自宋太宗開始，已違背他母親的教誨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家“倫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筆記史料，還記載趙普在臨死的時候，因有負杜太后的囑咐，白日見鬼，嚇得請僧道來做佛事以求懺侮，并且親自寫悔過書燒化，向杜太后祈求饒恕。不過，這是過于迷信鬼神之說，所以正史便不采錄。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詩，專指宋初開國的這一樁公案，最為精彩。
梁宋遺墟指汴京（開封府），紛紛禪代事何輕（由五代后周等變宋的禪讓）。
也知光義難為弟（故事如前面所講的便是），不及朱三尚有兄（后梁太祖全忠與宗戚飲酒酣醉，其兄全昱視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
將帥權傾皆易姓（針對趙匡胤的事，言將帥權傾人主者，皆欲篡位也），英雄時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

宋真宗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
宋太宗即位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帝，傳位給真宗趙恒，趙宋自開國到此，還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但在黃河以北的契丹，國勢兵力，坐以強大，便在真宗即位的第七年出兵南犯，同時又派人來談和，宋朝也派曹利用代表和談。但契丹攻勢，由河北的德清，直逼冀州（真定），到達澶州（大名府開州），軍書告急，一夕五至。
當時的宰相“平章事”寇準，對于邊防告急的公文，一概不理，“飲笑自如”。真宗知道，嚇壞了。追問寇準，他便說，“欲了此事，不過五日耳”，但陛下你一定要親自到澶州的前方去一趟。真宗聽了很為難，其實是真不敢去，就想回宮去了?？軠蕯r住他說，你一回宮，我就見不到你了，“大事去矣”。另一位宰相畢士安便極力勸真宗要采用寇準的建議。因此真宗只好召開御前會議，商量御駕親征的事。有些大臣們聽到了契丹入寇，嚇死了，王欽若建議遷都南京，也有建議遷都成都的。真宗便再問寇準的意見，寇準假裝不知道是哪個人的提議，便說：“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他就詳細為真宗講明戰(zhàn)略上的勝算，因此真宗才決定了御駕親征。但他到了澶州以后，還是膽小不敢過河，寇準再三鼓勵，而且說：“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备谡孀谂赃叺摹暗钋岸贾笓]使”高瓊也極力贊成寇準的戰(zhàn)略，就命令御林軍的衛(wèi)士們，快推皇帝所坐的鑾駕過河。前方的戰(zhàn)士們，看到了皇帝果然親到前方，便士氣百倍，踴躍呼萬歲，聲聞數(shù)十里。對方的敵人契丹也被嚇住了，趕緊用數(shù)千騎兵來進攻，但被宋軍打敗。
真宗回到行宮，悄悄派人去看寇準在做什么。回報便說，寇準正和皇帝的秘書長楊億在喝酒打脾，說笑唱歌呢！真宗聽了便說：“寇準如是，吾復何憂。”但是到了最后關頭，這位趙宋的皇帝真宗，還是決定和談，幾次往返，仍然由曹利用做代表。甚至愿意每年出百萬兩銀子給契丹，互稱兄弟同盟。同時有人在造謠挑撥“寇準幸兵以自取重”。因此，寇準對這樣一個老板，實在也無能為力。但他特別吩咐曹利用，“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議和到了最后的定案，每年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宋朝為兄，契丹才引兵北去。這便是兩宋兩百余年來，由宋真宗開始，對遼、金、元等，都自低首自卑，只用金錢外交的弱國政策。但宋真宗卻又自作掩飾地說：“數(shù)十年后，當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逼鋵?，他是真的嚇破了膽。加上寇準的政敵王欽若的讒言，只是輕輕說他一句，“寇準好賭”。澶州之役，他是拿你皇上的生命做賭注。從此寇準富國強兵的統(tǒng)一思想，就永無出路，而且也被免了宰相的職權，下放做地方官去了！
可是，宋初全國人心，仍然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做到華夏一體的統(tǒng)一局面。那又怎么來對付這種政治趨勢呢？因此便由王欽若出個鬼主意，假造“天書”，造成真宗皇帝領導全國軍民都信奉道教，“敬事上天”，只要太平安定，就不要隨便談兵，輕舉妄動。因此宋朝代代相傳這個統(tǒng)治秘訣，用了一百多年，到了宋徽宗趙佶“道君皇帝”手上，就和他的兒子欽宗趙桓，一起當了金人的俘虜，受苦受難，老死在東北的“五國城”了。
可是宋真宗想用宗教信仰的“愚民政策”，淡化一統(tǒng)中國江山的全民思想，也并不如此簡單。首先需要得到政府人民所依賴的宰相王旦的意愿。因為宋朝的制度，比較歷代帝王最尊重相權，而且對朝廷中的文臣，也特別尊重。宰相是文臣的領袖，也是全國民意的象征，所以他必須先要使王旦默認這個不可公開的政策才行。但王旦對于這個措施，始終不肯表態(tài)。宋真宗沒有辦法，只好向王旦府上，多送名貴重禮。這是歷史上皇帝向宰相行賄的第一次舉動。王旦心里有數(shù)，天下是趙家的，政府是趙家的朝廷，皇帝已經(jīng)低聲下氣，要求宰相同意他的辦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他就把皇帝送來的禮物封存起來。“歸家或不去冠帶（上朝回來，有時連禮服都不脫掉），入靜室獨坐。”他是在打坐參禪呢？或是無言的抗議呢？他平常就是“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因此誰也無法窺測他的心境了。
可是到王旦臨死的時候，便遺命家人，不許用官服來埋葬他，只準用和尚的身份收殮。史載：“旦遺令削發(fā)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命，楊億以為不可，乃止?！彼菓曰谀?？或是遺恨呢？就不得而知了。同時也記載他對于當時用道教做愚民政策的事，也早有后悔，再想極力反對，又覺得“業(yè)已同之（已經(jīng)表示同意了）。欲去（辭而不干了），則上遇之厚（但皇帝對他太尊重，太好了，不忍心舍他而去）?！彪m然有當時擔任宋真宗皇帝的樞密副使（中央政府副秘書長）馬知節(jié)，也曾經(jīng)對宋真宗說過：“天下雖安，不可忘戰(zhàn)去兵。”僅他自己到底沒有懇切地表示這個意見．所以臨死還不心安。
宋真宋也曾經(jīng)在他病危的時候問過他，假如你過世了，誰做宰相最好，他就毫不遲疑地說寇準最好，除此以外，“臣所不知也”。讀《宋史》，必須先要了解宋初真宗的這一段事實的大關鍵處，就可知道兩宋三百年來的趙家天下，為什么會成為中國歷史第二個“南北朝”的由來了。清人王仲瞿有題《漢武帝茂陵》的詩中說：
和議終非中國計，窮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書生見，難與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這四句話，雖然言重一點，過于偏激，但對于治國當家者，實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鬃哟鹱迂晢栒?，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非是必要發(fā)動戰(zhàn)爭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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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文運和宋儒理學

　　我們?yōu)榱苏f明傳統(tǒng)文化中儒家經(jīng)學在歷史上的衍變，以及宋初文運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學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時間介紹趙宋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恰為宋儒理學成長的助緣。由此而使《大學》、《中庸》在儒學“十三經(jīng)”中的突出，和《論語》、《孟子》共稱為“四書”的經(jīng)學，主導中國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試取士、讀書做官的政策，千年以來，牢籠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于功名泥淖之中，難得自拔。但不要因為我的這一說法，便誤解了儒家“四書”害了中國文明，或耽誤了中國文明的發(fā)展。其實，儒家的“四書”，并沒有妨礙了中國，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學者，過于迂曲誤解了“四書”，反而妨害了傳統(tǒng)儒學對民族文明發(fā)展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