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家發(fā)展 （下）

如果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對比東西文化的演變，而且以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講，就像太陽運行東西兩半球的一晝夜之間，西歐和東亞的中國，明暗代謝，幾乎似有類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別情況。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后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討。
例如西方的歐洲文化，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到第十世紀，戰(zhàn)爭相尋不息，新國互有興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歐洲文化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猶如日出東方，西方正處于長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國，恰是由南北朝經(jīng)唐朝、五代，到宋朝開國初期的階段。雖如旭日東升，朝陽艷麗，有時也是陰云密布，陽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從公元第九世紀開始，由黑暗時代進入基督教的經(jīng)院哲學時期，長達六個世紀之久，到十五世紀，才漸漸有了轉變。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換了一個嶄新的面目。
所謂“經(jīng)院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它在研究怎樣認識神與實在存在的關系。思辨精密，論證迂回，煩瑣曲折萬分。所以后世學者，又有稱它是“煩瑣哲學”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國在第十世紀開始，便是宋朝建國，到十一世紀中間，宋儒的理學、道學也開始興盛，二程（程顥、程頤）一系傳承的朱子（朱熹）學派建立權威?！八臅钡闹熘戮渲畬W，也迂曲了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經(jīng)義”之學，長達八個世紀之久，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遺風漸息。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黯淡狀況中，猶如在東方的日麗中天過后，陰霾四合，完全是一片“萬木無聲知雨來”的現(xiàn)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紀中苦難的中國，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華。
我們必須先要了解了前面所講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然后回轉來探討儒家學說的演變，就可啟發(fā)大家的反思，運用“正思維”來尋求答案，然后再來重估傳統(tǒng)儒學對人類的“人道”文明的價值了。

文運鼎盛的前因
現(xiàn)在要講宋初的文運之先，必須要注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權的興替，與中國文化儒、佛、道三家之學的盛行，并無多大影響。甚至反使當時的聰明才智之士，厭惡亂世，逃避現(xiàn)實，去參禪學佛，或修煉神仙道學的，更為多數(shù)。宋朝初建，禪宗的“五家宗派”，正是盛極一時。道家和道教經(jīng)過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聲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一○○四年，就有禪僧道原首先匯集禪宗公案的《景德傳燈錄》著作面世，而且有當時的名臣楊億為它作序推薦，這是后世研究禪宗第一都重要的寶典，《五燈會元》等書，都是后來居上的續(xù)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張京房召集道士所集《云笈七簽》大部著作的完成，為后世編集《道藏》，開其先河。稍后，有張紫陽（伯端）《悟真篇》問世，融會禪佛儒行的精華，是開創(chuàng)道家“神仙丹訣”、“南宗”的寶典。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經(jīng)說過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時代開始的雕刻傳統(tǒng)儒學“九經(jīng)”出售，以及周世宗（柴榮）時代“九經(jīng)”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經(jīng)”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讀書士子學習儒學更加方便有利的條件，也是使儒學更為廣泛傳布的原因。因此，宋初文運的鼎盛，并非出于偶然，實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時，也需要了解，在唐宋的階段，中國的學術文化的重鎮(zhèn)，大多還在關中（陜西、山西）及河洛（洛陽、開封）等黃河流域等地為盛。唐宋的名儒學者，也是這個區(qū)域范圍的人物占多數(shù)。過去所謂的“華夏文化”、“中原文化”，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這一區(qū)域的人。
到了宋朝開始，由讀書學儒而考取功名，漸至躍登為朝廷的政要，功顯當時，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由平民、貧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或如說，“一舉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等頌辭，便是從宋初開始，考試制度最為成功特出的現(xiàn)象。
但是，同時還有一些讀書學儒有成的學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終不求功名，以耕讀自娛，終身以學問為重，雖然名重當時，但又隱居不出的處士也不少。所謂“處士”的意義，就是善于自處，不求聞達于當時的清高代號。這在唐代的習慣上，稱為
“高士”，再早一點，便叫“隱士”，都是同一涵義的名稱。這一類人，在中國歷代的歷史上，關系也很重要。甚至每使歷代的帝王或朝廷，隱隱約約都在注意他們的言行舉動，心存顧忌。那些帝王將相，生怕被他們看不起，便會覺得自己很不安心。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從西洋的政治學說上，勉強的比類，便是屬于保留“不同意”的主張，或“不合作”的態(tài)度的人。不過，這種比方也很勉強，中國文化中的隱士、高士們，是屬于道家一流的人物。他們絕對不肯只為自己而鳴高，有時為了國家天下人民的利益，也會婉轉設法，提出很有影響力的主意，幫助社會的安定，然后即所謂“功成而弗居”、“沒世而無聞”而已。
宋初開國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趙光義即位的第十四年，年號“雍熙”開始，就召請當時在華山的隱土陳摶入朝，在名義上是皇帝向他請教道術。究竟他們所談的真實內容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歷史所載，都屬于官府公告式的官話，就不必討論了。陳摶當然不會久留朝廷，立即請辭還山歸隱。但在這一年內，太宗就頒發(fā)詔令，要求民間提供遺書。所謂“遺書”，就是有些人的著作，還沒有公開問世，被社會上所不知道的書稿。過了四年，改年號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趙普的宰相職位，正式發(fā)布呂蒙正為“同平章事”（事實上，就是宋朝對宰相的官銜名稱）。

錢若水一番有骨氣的話
呂蒙正，我想大家大概都會知道，他是宋初最貧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時候。一邊上山砍柴謀生，一邊苦志讀書，經(jīng)常會在山上勞動中，碰上大雨，肚了餓了，就將斗笠中的雨水泡冷飯吃。他讀書有成，功名得志，結果當了宋太宗的宰相。我們現(xiàn)在特別提出呂蒙正來，就是說明由他開始，宋初百年之間，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貧寒出身的儒學之士。尤其在呂蒙正以后三十年左右，便有從最貧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頌他是出將入相，英雄而兼圣賢的人物，也是開創(chuàng)宋代文運最有貢獻的大賢。我們只要翻開《宋史》，讀了呂蒙正當宰相前后時期的“翰林學士”錢若水答宋太宗的對話，便可知道宋初開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風格，實在大有不同于歷代帝王政體的特點。史載：
宋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他說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學士）?！庇衷唬骸笆恐畬W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如果只是為了做官就算光榮，因此便表示對你皇帝盡忠的，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還有什么好說的呢）?！?br />錢若水的一番話，也代表了宋朝開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數(shù)十年間，如呂蒙正、王旦、呂端、王曾、寇準一輩儒者的正義和作風，實在足為有志從政者的針砭名言。
到了宋真宗時期，又征召終南山的隱士種放入朝，結果種放還是不來。又因澶州之役過后，極力提倡“神道設教”的政策，便賜封信州（江西）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為他建上清院及授箓院。這就是后世江西龍虎山張?zhí)鞄煹钠鹪础?br />我們先要了解宋初的文運，有關儒、佛、道三教鼎足并茂的情形，然后再來了解宋初開國六十多年以后，到了宋仁宗趙禎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間，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才出現(xiàn)一群名儒賢相，先后相繼執(zhí)政的鼎盛時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學（理學）的開始。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還由劉太后主政，仁宗只是備位而已。劉太后死后，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歲的時候，才由他自己當家，才算是真有實權在手的趙家天子。但當他自己親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觀和佛寺，不用內侍（太監(jiān)）羅祟勛。立即召范仲淹為“右諫議”，以備咨詢。這也等于說明由宋仁宗開始的宋朝文運，好像演電視劇一樣，首先就由范仲淹登場亮相，也并非是偶然的事。當宋仁宗慶歷前后，即公元一○四一年間，宋儒理學家的興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響，或經(jīng)他的培養(yǎng)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慶歷三年前后開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蔡襄等人。稍后，便有司馬光、蘇軾（東坡）三蘇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輩人物。
因范仲淹的關系，影響一代的大儒，如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以及后世稱為“五大儒宗”的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邵雍（康節(jié)）等，直接或間接，都與范仲掩先后有關。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文《岳陽樓記》中所說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不是他只為寫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實踐行履的守則。

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悟行
講到范文正公范仲淹（希文），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覺得應該為將來的后起之秀提起注意，所以再來簡單介紹。范仲淹出生在蘇州的吳縣，兩歲的時候，生父便死了，家境很貧寒，他的母親實在沒有辦法撐持這樣一個孤兒寡婦的家庭，就帶著他改嫁了一個姓朱的人。他因此也被改了姓名。可是他從幼童開始，自己就很有主張、有志氣。他明白了家庭關系和母親的苦衷，就向他媽媽痛哭一場，不愿再留在朱家。他到了南京，依靠親戚家的微少幫助，努力讀書求學。因為太窮，有時煮了一鍋粥，涼了分做三塊，每餐吃一塊充饑。這樣晝夜不息地讀書求學，到了冬天，穿的衣服破了不夠保暖，感覺太疲勞了，就拿冷水澆面，勉強提起精神來苦讀。
有志竟成，他終于考取了進士，得到一個官位，為“廣德軍司理參軍”，等于現(xiàn)在的一個軍區(qū)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管軍法。這樣，他總算有了薪俸的待遇，就去接母親回到本家，恢復本性。后來又調為“大理寺丞”，等于現(xiàn)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再后又調職務，管過糧食工作。因母親死了，就回家守喪三年，一邊教授學生，他可沒有一點埋怨或不滿母親的心理，完全恪守“儒行”的孝道。三年過后，經(jīng)由推薦，出任過“秘閣校理”，等于現(xiàn)在中央辦公廳的主任。跟著就出去做地方行政首長等職。
宋仁宗久聞他的人品和學問，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親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擔任了“右諫議”。仁宗并不是劉太后親生的兒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就有許多批評太后的話發(fā)生了。范仲淹身任諫官，是可以對皇帝講不同意見的話。因此他就對仁宗說，先帝宋真宗死后，太后調護陛下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聽了，便說，我也很不忍心聽這些閑話。就下命令宮內宮外，不準再講皇太后垂簾聽政這十多年的往事。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調和皇帝和養(yǎng)母之間的心結，促進宮廷政府之間的安定。他“要言不煩”，只提起皇帝的注意，你母親也養(yǎng)你且?guī)兔δ隳敲炊嗄炅?，就是有些不對，現(xiàn)在更不能舊事重提了。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當仁宗還未親政，在天圣五年的時期，宰相晏殊開始提倡興建學校，做為各州各縣的標準，并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師。范仲淹教授學生的作風，首先是重視養(yǎng)成一個人的品格，所謂“敦尚風節(jié)”，最為主要。同時要關心天下事，不能只為自己著想。晏殊對他的教育方針，和他本身的行為，非常器重，而且認為范仲淹的將來，一定會成為國家社會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們最喜歡的名詞如：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
這便是他的流傳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響力，就是文學，也叫文藝。你只要翻開《宋詞》，首當?shù)谝晃坏?，便是他的《珠玉詞》。至于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余卷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謂“但得留傳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這個道理。權勢地位，只可以煊赫一時，并不能左右后人的愛憎。它和領導政治的成果一樣，好壞永在人心。
晏殊對范仲淹的人品學問，非常贊賞，同時也很欣賞范仲淹的文學才華。學問人品的基本，固然有關于天然的稟賦，但也是由道德修養(yǎng)而來。文學辭章就不同了，幾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于天才。雖然勤力學習，沒有生有自來的才情，始終難得有文藝上的絕妙境界。所以清人趙翼論詩，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韜略，出將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于才華，富于情感的人。古今的名將，具有軍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沒有真正置身軍旅，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換言之，
軍事上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戰(zhàn)斗，統(tǒng)是戰(zhàn)爭的藝術，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結晶。兵法即藝術，藝術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了解真正的武學，看列軍人就伯，認為統(tǒng)是老粗，實在非常遺憾。
范沖淹奉命防御西夏，鎮(zhèn)守邊疆，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甚至敵人所屬少數(shù)民族的羌兵，都互們警告，“大范老子，胸中有數(shù)十萬甲兵”，不可輕觸其鋒，因此相率投降來歸的很多。宋仁宗的時期，因他而得邊疆安靖，所以歐陽修便有“萬馬無聲聽號令，八方無事諫書稀”之作，就是這個時期的寫照。歐陽修極力奏請要用范仲淹做宰相，但范仲淹懇辭不干?？墒欠吨傺驮谇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且看他的：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fā)征夫淚。（漁家傲）
另如
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xiāng)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蘇幕遮）
這兩首詞，都是他在防御西北邊疆前線上的作品，眼淚是真的眼淚，為國家民族的心，也是真的耿耿忠心，情感和理智，并無什么矛盾的沖突，他是分得很清楚的。至于他的名文，如《岳陽樓記》等等，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了。

栽培宋初一代大儒
現(xiàn)在要講的，是范仲淹在有官位、權力在手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文化教育的大業(yè)，極力鼓勵后生青年，首先要立志學問。我們大略講兩三則有關他的小故事，也都是影響宋朝文運的大事。
前面講到晏殊對他的贊賞和信任。有一天，宰相晏殊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好女婿，就來問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人最好。他就推薦了富弼。晏殊終于選擇富弼做女婿。后來富弼果然不負所望，成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時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寫在屏風上的一生守則。當富弼還在做學生的時候，考試沒有通過，就要回家去了。范仲淹知道了還有一次考試的機會，就親自去追他回來，因此富弼“遂舉茂才異等”，猶如現(xiàn)代國家特別考試錄取的人選。這就是范仲淹愛護后進子弟，極力造就有為青年的行為。
至于宋初一代儒宗的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張載（橫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養(yǎng)出來的大儒。
如史料所載：胡瑗，字翼之。十三（歲）即通“五經(jīng)”。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后來又推薦先生，以白衣（沒有功名的普通人）對崇政殿（和皇帝對話），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后又屢遷，擢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專管太學，卒年六十七。出其門者不下數(shù)千人，從政者也不少，影響宋初文人政府的風范很大。他便是由范仲淹首先推薦的第一人。所以清初黃梨洲比照禪宗公案匯書《景德傳燈錄》等的辦法，初編《宋元學案》，便以“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開始，標明都是高平講友。所謂“高平學案”就是范仲淹本身一系的學案。
孫明復，晉州平陽人（山西），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沒有考取進士），退居泰山。后來因石介（徂徠先生）的推薦，經(jīng)范仲淹、富弼的進言，才名顯朝廷，擢為國子監(jiān)直講，年六十六卒，學者尊稱為“泰山先生”。但他和范仲淹本來就有關系，而范文正公卻早已置之度外，并不知道后來學養(yǎng)成名，以師道自居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他所培植的人呢！因為范仲淹當初在睢陽（河南境內）掌管講學職務的時候，有一個孫秀才，要求游學他方的費用，范仲淹便自己送他一千文。明年，又來了，又送他一千文?？墒欠吨傺途蛦査?，為什么要到處游學，奔波于道路呢？孫秀才聽了，就很痛苦地說：“母老，無以為養(yǎng)，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孝養(yǎng)母親的生活費就夠了）?！狈吨傺捅阏f：“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兩年仆仆（風塵），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給你一個學生的名額），月可得三千以供養(yǎng)，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第二年，范仲淹離開了睢陽，孫生也就辭別他去了。十年以后，范沖淹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他就和富弼協(xié)助石介，共同向皇帝推薦。卻想不到在朝廷上見面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向他要游學費用的孫秀才。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以及他愛才的度量和德行，能夠大公無私地鼓勵培養(yǎng)出一個學者宗師的盛德。
至于范仲淹和張橫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皬堓d，字子厚，世居大梁（河南開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四川涪陵），卒官（他父親在任上死了）。諸孤皆幼，不克歸（同胞兄弟姊妹們都很小，沒有能力回到故鄉(xiāng)開封）。以僑寓鳳翔郡橫渠鎮(zhèn)（陜西眉縣東）”。但他雖然是個孤兒，可是很自立，志氣不群，尤其喜歡談兵。當康定（仁宗年號）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聯(lián)合一批志愿軍）取洮西（甘肅境內）之地。因此，上書謁范文正公。范仲淹接見他，知道他是大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便順手拿了一本《中庸》給他。他總算一點就透，聽了范文正公的話，就不投軍，立刻回去，返求“六經(jīng)”。又與二程夫子交往，后來，考取進士，仕于朝廷，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但他的學養(yǎng)，卻開啟關中的風氣，成為一代宗師。尤其是他平常所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與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都成為北宋以后中華文化學者立志的典范，長垂不朽，永為后生所景仰。
總之，如果由周公、孔子以后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者之學”，充竟是什么樣的內涵和定義？其實，你只要仔細一讀《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大文章，就可明白秦、漢以前所謂“儒者”的規(guī)模了?！拔褰?jīng)”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儲藏庫，要想完全通達，頗不容易。“四書”是儒家實習經(jīng)驗，也可以說猶如《學記》和《儒行》的續(xù)編。宋初從仁宗開始，儒學昌盛，但在“五大儒”之先，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行者，應當是范仲淹。他對儒學的造詣，是《易經(jīng)》和《春秋》，志存經(jīng)世致用，絕少如后起的“五大儒”中的二程夫子（程顥、程頤）等人，自稱為“出入佛老”，反求“六經(jīng)”，而道在是矣；然后再來高談心性之學的微言，以自標榜為繼孔孟的絕學。他只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力行所知所學，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誠意”，“正心”做實事，但求盡其在我，無負初心而已，這才是真儒實學的標準。他的一生，“內剛外和，泛愛眾而親仁，樂善好施（博愛他人，愛做好事，肯布施），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為故鄉(xiāng)地方族人買田，首先創(chuàng)辦祙會慈善福利的產(chǎn)業(yè)）”。但在他死后，家里沒有太多積蓄，仍然保持兩袖清風，書生本色。他的四個兒子，也都學有所成，而且智勇俱備，公正廉明，猶如其父。古今學者，能才兼文武，德行純粹如范文正公仲淹者，便可以無愧于“儒行”了。

北宋后期儒林道學的現(xiàn)象
北宋的政權，由宋仁宗親政，正在公元一○三三年開始，接著就是英宗趙曙、神宗趙瑣、哲宗趙煦三朝，前后六十年之間，可以算是文運鼎盛，名儒輩出，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相權，最尊重文人學者的時代。但由神宗到哲宗的三十年間，也是學者大臣各自固執(zhí)我見，因意識主張的異同，互相爭執(zhí)，互相對立，終于形成宋朝的“黨禍”，和真?zhèn)蔚缹W之辨的悲劇。
在神宗的時代，由“拗相公”王安石的執(zhí)政時期，想要恢復王道的井田制度、實行管仲治齊的軍政管理、建立“保甲”等制度、整頓經(jīng)濟財政的田賦稅收，便大力推行新政，不惜排除平時文章意氣相投的名儒大臣們的反對意見。漸漸演變，就明顯成為派系的斗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就認定以司馬光為首的為“洛黨”，以蘇東坡兄弟為首的為“蜀黨”，極力加以打擊。因此使文名最盛，才華畢露的蘇軾（東坡）先后被放遠兩三次。這使他與廣東、瓊州（海南島）等地，在文化歷史上結了不解之緣。同時，在這個時期，如自相標榜為繼孔孟絕學，高談心性微言的二程兄弟，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在王安石和蘇軾（東坡）兩大高明之間，因彼此觀點的不同，視為“偽道學”，那也是理所必然的結果。因為蘇東坡和王安石兩人，不但以儒為宗，但對于禪與道的見地，似乎比二程等人尤有勝處。程明道和王安石的學術意見和政見不合。程伊川和蘇東坡的政見意見也不合。歐陽修是明白表示，反對佛老。司馬光則保留態(tài)度，在他修編《資治通鑒》，但取《魏書?釋老志》以供學者的參考，比較少加意見。
如果專以宋神宗先后時期來說，比較學行純樸，足以為“五大儒”之首的，當以周敦頤（濂溪）為勝，尤其由他所制的“太極圖說”，綜合儒、道、陰陽的理念，常被后世道、儒各家所引用，做為依據(jù)。二程兄弟，早歲曾經(jīng)從他求學，只是后來自相標榜，并不承認是學出“濂溪”之門。張載（橫渠）是二程世誼后輩，而且曾經(jīng)從二程問學，但也自成一格。
唯一不同的便是邵雍（堯夫），世稱“康節(jié)先生”。他畢生闡揚易學，而且對于象數(shù)之學，別有師承。不但為宋代“儒宗”所推祟，由他開始，經(jīng)元、明、清千年以來，易學的術數(shù)、方伎等等雜學，大多都以邵康節(jié)的象數(shù)方法為標榜，有形無形地影響民間社會的風俗。二程兄弟，平常很想向他探問易學象數(shù)的隱秘，但終因自視太高，不能明白他的精微。但在邵康節(jié)臨死之前，程伊川問他：“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他但舉兩只手一比做答案。伊川不懂，再問他，這是什么道理？他就說：“前面路徑須令寬。窄則自無著身處，能使人行乎！”換言之，邵康節(jié)深切知道程氏兄弟的學養(yǎng)，尤其對程伊川過于師心自用的個性更清楚，因此，便告訴他前面的路道要留寬一點，大窄了，會使自己沒有站的地方，怎么好叫別人走得過去呢！

蘇東坡對神宗的建議
我們現(xiàn)在非常簡單粗淺地介紹了北宋后期由學術思想和政見的異同所引發(fā)的“黨禍”的可悲，以及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五大儒”，和二程兄弟一系所標榜的“出入佛老，而反求六經(jīng)”，才悟到孔孟的心法，認為“道在是矣”的宋儒性理微言的大概情形。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始以宋儒二程一系的理學，和南宋以后繼承“程門”心法的朱熹（朱子）儒學，便接替了上古歷代先圣和孔子的心印，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大誤會。這正如禪宗大師洛浦所說“一片白云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的感嘆是相同的。
可是從元、明、清以來，都奉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課本，教導后生小子千年之久，比起西方文化中的“黑暗時期”和“經(jīng)院哲學時期”的沉沒還要長久。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四”運動，就不得不起來打倒“孔家店”了！其實，這是先師孔子枉受牽連，應當為之平反才好。但不料數(shù)十年后，覺得還打得不夠徹底，再由“四人幫”來演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事實上，在宋神宗的時候，蘇東坡已經(jīng)提出過糾正的呼吁，如說：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性命之學，孔子沒有明講，就如子貢的高明，也沒有聽過夫子講性命之說）。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但是現(xiàn)在的學者，不講一點孔門的性命之學，好像是很可恥似的）。讀其文，浩然無常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其實，他們哪里是真能達到見性知命的造詣啦）？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陛下亦安用之（這些人，都是中等人的資質，放任自己，高興隨便胡吹，皇帝你聽他們的高談學理，有什么用處呢）！
神宗看了他的建議，如有所悟地說：“吾固疑之，得軾（東坡）議，意釋然矣！”再問他說：“何以助朕”？蘇東坡就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鎮(zhèn)以安靜?！币馑际钦f，第一是你想要改變政治體制，快點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心太急了。第二是你聽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反而難以判斷誰是誰非了。第三是你為了要達到理想的目的，進用人才提升得太快了。最好，皇帝你自己先要鎮(zhèn)靜下來才好。
蘇東坡雖然說得對，但在歷史上稱“神宗”的謚號所謂的“神”，統(tǒng)如漢靈帝和明神宗等的謚號一樣，稱之為“靈”為“神”的皇帝，都是歷史評議，含蓄批評他們本身，生來就具有神經(jīng)質的稟賦，思想情緒不太正常，當然無法求其“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的高明智境??！
北宋王朝，由宋神宗到哲宗這三十年前后，公元一○六八至一○九八年間，學術思想的異同，和主張政治改革的新政意識，互相沖突，互相爭議，可是沒有因此而隨便處死一個大臣或學者?？磥碛邢喈?shù)闹鲝堊杂伞⒀哉撟杂傻奈兜?。但畢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戲”；實際上，對當時南北對峙的局勢，富國強兵的作用，并無什么好處。但我們應知道，在北宋這一時期，何以能有這么多“儒林”學者產(chǎn)生？原因不外三個，第一，我們在前面說過、因有五代雕刻“九經(jīng)”的流通關系。第二，因在宋仁宗慶歷時期，公元一○四八年間，有畢升用膠泥刻字，排比成活字印書版的發(fā)明，從此而使書本更為流通，古書得以保存留傳。而且還很快輾轉流傳到西洋，知道采用活版印書。第三，公立學校和獨家講學的“書院”興起，因此使文化教育較為發(fā)達。
古人說北宋五大儒的出世，是天命攸關。事實上，人間事還是人事所造成的，豈能推托于慮無飄渺的天命。可是在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歐洲，也還沉沒在“經(jīng)院哲學”的神學洪流中，大致也并無多大的動靜。只在一○九五年間，有克勒芒的教士會議決定，派遣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四年之間，即一○九九年，十字軍取得耶路撤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這是西方歷史上的大事。好像東西方的命運，又有一點相似之處。
在東方的中國方面，也正是由宋微宗趙佶繼承北宋的帝位，對于前期的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和政體變革等演變，都已漸漸談化。但因受上代以來文學文化的影響，宋徽宗也如五代時代的南唐李后主一樣，是一個名士風流的才子皇帝。他擅長書法，又會作畫，愛玩天然的奇石。他講究宮廷的建筑，在皇宮的東北角，動工新建花園式的宮殿，以堆疊勞民傷財所搜括來的奇石。同時又相信道士林靈素等的蠱惑，篤信道教符咒神力，可以安邦定國，會打退金兵。所以便放心大膽去玩弄當時的名妓李師師。他也算很有福氣吧！就憑這樣—個敗家子弟的樣子，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不料天兵大將抵不住金兵的進攻，就急急忙忙把皇位交給兒子趙桓繼承稱為欽宗。不到一年，父子二人和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都被金人所俘虜，最后，被囚死在東北的“五國城”。
北宋的王朝，就是這樣的劃分了歷史上的界限。接著就是康王趙構南渡，終于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個朝廷，號稱“南宋高宗”。這完全和晉朝的情況一樣，前晉亡于北漢，歷史劃分它叫“西晉”，南渡以后繼起的王朝，便叫“東晉”。而在南北宋的時代，北方遼、金民族先后更替興亡所建立的王國，也并不是從境外入侵中國的外族。事實上，他們都是早由上代已經(jīng)歸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的儒家為主，佛道兩家為輔的“華夏”文明。大家只要多留意對遼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來有這樣的結局，完全由于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兩兄弟，在開國之初，戰(zhàn)略決策上犯了最嚴重的錯誤，因循自誤，沒有一鼓作氣，收復燕云十六州，進而統(tǒng)一全國的江山。
“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成俗，用文治而平天下?！叭币韵?，是以“止戈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后再事治國?！肮Φ虏⒂谩保岸魍保攀莻鹘y(tǒng)儒道文化的最大原則。而趙宋天下，在建國之初，但用“黃袍加身”、“陳橋兵變”的巧取豪奪政策而取天下，并非以正義之師來統(tǒng)一中國。從此便“偃武修文”，使用金錢財貨的外交和議政策，媚敵自保，因此養(yǎng)成后來的趙家子孫的職業(yè)皇帝們，統(tǒng)統(tǒng)成為“守文弱主”的結果，豈不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嗎？

====================
南宋王朝和四書章句

　　南宋高宗趙構和欽宗一樣，都是徽宗的兒子?；铡J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虜北去，金兵曾經(jīng)一度進攻到南京和臨安（杭州），但被韓世忠和岳飛等所擊敗，立即撤退北歸。可是金人曾兩次利用宋臣張邦昌，立作“楚帝”，跟著又立劉豫作“齊帝”。他想用傀儡的政權，作為緩和民族之間的抵抗情緒。宋高宗就在這樣戰(zhàn)況勝負不定，不聽抗金名將宗澤的建議，就由他最初被封為“康王”的封地相州（河南湯陰，今稱安陽縣），決計退到揚州，后來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寧波、溫州而到杭州。正當宋室朝廷進退無主的情況下，他被臣工們擁護，就在杭州繼承帝位，是為“南宋高宗”。
但高宗在即位以后的戰(zhàn)略政策，既不想中興，更不敢想統(tǒng)一。他所想的只是偏安一隅，茍延殘喘而已，所以仍然學祖先的辦法，以金錢財貨的“和議”做為上策。因此罷李綱、韓世忠，以秦檜殺岳飛，表示“偃武修文”，以促成和議的成功。至于國破家亡，父兄被俘虜，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以及后來讓位給太子孝宗的二十五年，前后一共活到八十一歲之間，從來沒有表現(xiàn)過激昂慷慨的情緒，真是到達一切都不動心的景況，看來也算是歷史上一個稀奇的皇帝。另據(jù)宋人史料所載，當宋高宗出生的時候，他的父皇宋徽宗，忽然夢見“五代”末期和趙匡胤同一時代的吳越王錢镠進宮，他就出生了。這個史料，雖然是古人迷信的傳說，但看來也非常有趣。錢镠一變而做宋高宗，便把杭州做汴州（開封），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詩所說，“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吧！
宋高宗的所作所為，明顯的權術不少，例如他使秦檜殺了岳飛以后，便把岳飛的故宅來辦“太學”，這是要人懷念岳飛呢？還是教人只要讀書，不要學岳它以武力抗金呢？這就不得而知了。其實，他的心事，敵國的金人都很明白，只是不說穿，好做要挾而已。例如在紹興二十一年的春天，他總算要表示一番，就派了一個專使叫巫汲的，到金國去做“祈請使”。這個職責的名稱很奇怪，“祈”是“祈求”，“請”是“請安”。所以巫汲到了金國，首先提出要迎請靖安帝（欽宗）歸國。金主就說：“不知歸后何處頓收？”換言之，你們要欽宋回到南宋以后，不知道你們拿什么地位來安頓他??！做皇帝嗎？高宗肯讓位嗎？不做皇帝，他回去又做什么呢？岳飛口口聲聲要“直搗黃龍，迎回二帝”，所以就不能不被殺了。巫汲聽了金主的問話，就無話可對，只好唯唯而退了。

宋高宗兩道互相矛盾的詔書
我們暫且不管歷史上的是非，再回轉來討論南宋開始的文運，和宋儒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大學》、《中庸》大行其道，做為帝王領導學和帝王師之學的由來。
前面已經(jīng)講過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稱“出入佛老，反求六經(jīng)”而悟道，突然繼承孔孟的絕學，點燃千古心燈的經(jīng)過。從現(xiàn)在的我們看來，只如浮光掠影，白紙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間，這可不是小事，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跡，使當時的天下學者低首向“程門”的，實在不在少數(shù)。
宋高宗既然不顧宋室的國恥，決心以和議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國的人心是不甘于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戰(zhàn)和主和派的沖突，也很難調和。因此，他也要學祖先宋真宗那樣的辦法，怎樣可使人民的心理，安于偏安才好。武的不行，只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須收服一般讀書知識分子的輿論情緒，就在他倉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號為“紹興”的元年，“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大學士”。他下的這一道命令便叫“制詞”，大略如說：
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你）頤（程頤）潛心大業(yè)，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間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
他的這道“制命”，切實褒揚了程頤（伊川），是繼千古以來周公、孔子絕學的第一人。只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學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學，自己叫賣虛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為大學士，希望大家都要如他—樣。不過，這篇“制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筆，或是哪個大臣所代寫的，看了它最后兩句，真的很有意思，也真的很可笑，是絕妙好辭。他說；“我所以現(xiàn)在要褒揚程頤、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給與他的榮耀，真正的意思，只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那個?！蹦銈儾恍?，再讀一讀原文最后的三句試試看。他當時還是初登帝位，還在坐立不安的局勢之下，就先來捧出北宋王朝時代的一位新圣人干什么？根據(jù)他原文最后一句自做的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豈非明白告訴大家謎底了嗎？
但在他下達尊崇程頤的詔令五年以后，便有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高宗又照準了。陳公輔的奏疏內容，大略是說：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詔書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笨墒钱敃r與“程門”有關的學者，也是開初推薦秦檜的名臣胡安國，又上疏為“程學”辯護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因（程）頤兄弟始發(fā)明之，然后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這當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學大臣的反駁，反而弄巧成拙。

評朱子所謂“帝王之學”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jīng)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苯又诙c，提出安內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決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致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余所論國家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xiàn)在看來很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只是一個“監(jiān)南岳廟”的“監(jiān)官”，等于現(xiàn)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已有“程門”傳人學術上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致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tài)在作祟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只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并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啊！它是說做國家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么，必須先要學好做人，以修身為本才對。至于由修身而外發(fā)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并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甚至要做國家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學問?。》駝t，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么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呢？
總之，學問修養(yǎng)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fā)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yǎng)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yǎng)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yǎng)。有學問修養(yǎng)，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guī)規(guī)矩矩的人?；蛘咭浴皫煹馈弊跃?，隨緣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例如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啊！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并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后，由孝宗趙眘登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并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因此就罷官。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胄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后一年，才再召朱熹為侍講。跟著就是寧宗趙擴即位，韓
侂胄當權，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亮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jīng)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zhàn)與主和的戰(zhàn)略紛亂、忠奸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圣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于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yǎng)、主張“道問學”以達賢圣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后世學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對儒家經(jīng)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注解。他自己并沒有說，只有我朱熹所編注的《大學》、《中庸》，才是空前絕后的孔門正宗心法，后世必須以此為準。但他編注的《大學》、《中庸》，卻變?yōu)楹笫涝?、明、清六七百年來的御用范本，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tài)。應該說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家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開國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

主張學以致用的名儒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yè)者，并不少數(shù)。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yǎng)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舍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白鸬滦浴笔窍刃凶C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才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酉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后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從西方歐洲的文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jīng)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西方的哲學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于公元一二一四年，正當宋寧宗嘉定的第七年）?？磥硪埠苡幸馑?。
其實，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陸象山兩人代表理學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后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便是德，事于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yǎng)為主，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云雷交發(fā)而并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于事功，所以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而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后，用自己的經(jīng)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贊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后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比绻赃@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十三世紀的后期，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強彎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于理學的興起，傳統(tǒng)儒學的“五經(jīng)”正義的經(jīng)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后，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家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贍，被后人推薦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后，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chuàng)的“龍門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并自創(chuàng)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后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杰出。雖然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垂垂欲墮的情勢之中。但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沖突，就弄得灰頭上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祟“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為四大綱領，引證經(jīng)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家之道，排棄幸進者的當權執(zhí)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術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要務”，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

================
蒙古西征與西方人的誤解

　　我們姑且大略介紹南宋寧宗慶元六年，朱熹死了，韓侂胄當權的階段開始，正當公元—二○○年后的七八十年之間，北方的金國亡于蒙占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賈似道求和于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于元。這些歷史往事，都是發(fā)生在十三世紀的階段。也正是人類文化在東西方歷史上造成一個偏見的論點，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征，造成西方人至今誤解東方人為“黃禍”，以及附會基督教《圣經(jīng)》上所說的魔鬼，與東方中國龍的圖騰，連在一起，謬論連綿，形成畏懼和仇恨東方人和中國人的偏見心態(tài)。
當然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或歷史哲學家，因為不大明白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人做詳細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國本土的學者，也往往隨便跟隨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凡是中國人便統(tǒng)稱蒙古族。也不仔細研究分析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漢族，它和印第安族與蒙古族祖先的血緣傳統(tǒng)關系等等。希望將來的學者能正視這些問題，不要認為是不相干的事，而忽賂過去，造成人類之間的大誤會。因小失大，恐怕為將來世界上有些人借此挑起種族主義，或有色人種的戰(zhàn)爭，那就更加罪過了！
現(xiàn)在我們簡單地了解十三世紀這一階段的西方歷史故事：當在一二○三年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年，即一二○六年，蒙古族的鐵木真統(tǒng)一了蒙古諸部，自稱“成吉思汗”。同年，東羅馬帝國建希臘帝國于尼西亞。一二○九年，法蘭西斯派修道士會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軍興。一二一五年，英王公布大憲章，世界才有憲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二年。蒙古滅回回國（花剌了模），成吉思汗西征軍逼近印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羅斯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進入俄羅斯。一二三八年，西大食建格拉納達王國。一二四○年，蒙古將領拔都征服俄羅斯，于第三年建欽察汗國。一二四—年，蒙古大破歐洲諸國聯(lián)軍。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諾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東來。一二五○年，埃及馬木路克朝興起，是為歷史上著名的埃及奴隸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羅伯魯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軍終結。德國大空位時代開始。一二五八年，蒙古滅大食阿拔斯朝，開建為依兒汗國。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國北京正式建都，改年號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國創(chuàng)立國會，是為世界上有國會之始。意大利詩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朝才由帝師藏僧八思巴根據(jù)藏文創(chuàng)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發(fā)起第七次十字車，到一二七二年終結。一二七三年，德國哈布斯堡家族開始。路德福第一被選為德帝（德國的大空位時代結束）。三年以后，即一二七六年，南宋滅于元朝。一二九五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仕于元朝，后返抵威尼斯。我們大略看了這些對比的東西方歷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紀，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紀，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到此劃分界限，成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轉折時代。

成吉思汗為何西征？
從中國遠古史上研究中華民族上古氏族社會的淵源和分化，問題很大，也很復雜，暫且不說。如果只從中國北疆的蒙古、滿洲，以及漢代所稱的“西南夷”，與苗瑤等各個少數(shù)民族的血緣淵源來講，古人也早有說明，認為原在遠古，與我們同為一體血脈相承的共祖。例如在清朝初期的雍正，曾經(jīng)為了滿漢民族意識的爭端，便親自寫過一部《大義覺迷錄》。他的論點，雖然一直沒有被漢人學者所承認，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從中華民族史學的觀點來講，應該算也是富有創(chuàng)意的論文。至于大元帝師八思巴對蒙古民族祖先的來源，用了印度小乘佛學上的觀點，另行“高推圣境”，那是針對元初開國的恭維話，老實說，是憑空捉影，在人類學上和中國民族學上，實在無所根據(jù)，不必再加討論了。
我現(xiàn)在首先提出幾個觀點，以供諸位及將來學者研究作參考。
一、蒙古這個名詞的來源，很可能是從西漢初期“冒頓”這個名詞的變音而來。等于現(xiàn)在西方人稱中國為china，是從秦的變音而來。冒頓，就是漢高祖親征時，把他圍困于白登的那個氏族。
二、自漢以后，匈奴、烏桓等族，喜歡尊稱他們所敬服的君長叫“汗”。事實上，是從仰慕漢朝的用意而來的?！昂埂本褪恰皾h”的同音語，只是為了區(qū)別，中國的歷史上便采用“汗”字，而表示劉氏王朝所建國的“漢”字，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正統(tǒng)。匈奴、突厥因景仰漢室的威風，也自己尊稱為漢，是要降格以從，所以便用一個同音的“汗”字來替代了。換言之，“漢”字也好，“汗”字也好，反正都是自認同樣是一個“大漢”的民族。所以到了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在武功上的威望，突厥便全體降服，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這個尊稱的含義，就是把中原皇帝稱“天子”的“天”字，加在“汗”字前面，便成為“天可汗”了。換言之，就是推崇唐太宗為皇帝的皇帝。因此，在十三世紀的開始，鐵木真崛起蒙古，便自稱為成吉思汗，也正由這種傳統(tǒng)觀念而來，并不是從“汗馬功勞”的“汗”字取名的。
三、在中外的歷史上，凡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地區(qū)的民族，如果崛起南征，大多數(shù)必定會占領南方，統(tǒng)一全國的。中國的歷史，是有很多次的先例。歐洲各國的歷史也是如此。甚至十七世紀新興的美國，也不例外。孔子也曾經(jīng)說過北方之強與南方之強的異同，那是從地球物理，與地區(qū)民族性的科學觀點上立論，理由太多，一時說不完，而民不是本書的正題，就不多說了。
但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無論是從地緣政治，或戰(zhàn)爭史實上來看，從北征南，江山一統(tǒng)的次數(shù)多，如漢、唐、宋、元、清。從南伐北，除了明代一次算是例外，幾乎沒有失敗的結局。其中的道理太多，牽涉太廣，也只提到為止。
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包括他的子孫，在幾十年間之所以西征東討，南征北伐，無往不利的條件，并非天助，也不是蒙古軍別有好勇善戰(zhàn)的武功。實事求是來說，那是因為蒙古軍在當時，擁有了世界上強大兵種的關系。這也就是佛學上說輪王須有七寶中之一的“馬寶”。十三世紀的東西各國，雖然也早已知道使用騎兵，但使戰(zhàn)馬繁殖群生，加以嚴格訓練騎射等武功，而成為集團作戰(zhàn)的騎兵，卻以蒙古軍最為成功。這等于是二十世紀初期，用擁有大量機械化的坦克部隊，以壓倒性的攻勢，殲滅地面上的陸軍，當然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了。但也不要忘了，能夠崛起而領導人群的人物，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加以寬大坦誠的作風，有德才有威的形象，最為主要。成吉思汗便是這樣的一代之雄，才能培養(yǎng)發(fā)展出史無前例的騎兵威力。
五、成吉思汗崛起后，為什么不先行南征，打垮金國，直下江南而統(tǒng)一南宋的天下，卻偏要遠征西域而打到歐洲呢？這個問題，大家似乎都忽略過去。尤其是西方的學者，過去素來不了解東方和中國的歷史背景，所以只以“黃禍”這一個觀念，用來概括蒙古或東方，甚至是所有中國人的野蠻了。
如果你熟悉中國史，不要說上占或西周，你只要從秦漢開始，展開中國歷代的歷史記錄，幾乎不論哪一朝、哪一代，百年內外，或幾十年之間，沒有所謂匈奴、突厥等等從西陲、北疆進入的侵略戰(zhàn)爭，這種事件不一而足。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胡人”，就是指由西陲和北疆所有侵略中原的各個民族的統(tǒng)稱。而且歷代以來的胡人，其中大多數(shù)早已是胡漢交流的混血種族。不管如何，凡是從西陲北疆入侵的胡人，以畜牧為生，牛馬羊及駱駝的繁養(yǎng)，首先便需要占領西北和北疆的蒙古草原，才能立足。而草原在中國西北的邊境，根本就無法嚴格劃界。因此，西胡、北胡的入侵，首當其沖的便是蒙古各族。鐵木真（成吉思汗）從幼小孤苦的心靈中，深受他族侵凌之害，而且也明白西胡的禍害特別深，所以一旦崛起，趁著屢戰(zhàn)屢勝的余威，就長驅西向。所以他對被征服的各國說：“因為你們犯有滔天大罪，我乃奉天命來懲罰你們的?！边@便是他西征的原因所在。
至于他當時對于在南方的金國，和更南方的宋朝，還沒有可以南征的認識，一直到他死后，他的兒子們南進，攻下全國所屬的潼關，才知道中原故國也不過如此而已。因此，才敢奢望華夏，但仍要先派人和南宋聯(lián)合，滅了金國。再到宋理宗景定時期，公元一二六○年，由忽必烈在東北的開平建都開始，才入主中國，統(tǒng)一海內。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以后經(jīng)歷六個皇帝，或三年，或四年，或十三年，一共加起來，不到三十七年，只有最后亡于明朝的元順帝，也和忽必烈一樣，在位三十五年。

藏密為主下的儒家
總之，無朝建國，先后只有九十年（從公元一二七七年起，至一三六七年止），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傷殘性就非常地大。
一、元朝當時的蒙古民族，因為久處在中國極北邊疆的草原，歷來都受西胡、北胡的侵擾，防御和戰(zhàn)斗，便是個常生活中的習性，本來就缺乏文化的基礎，并不像遼、金兩個民族，早已受華夏文化的熏陶。因此，自忽必烈首先進兵西藏，便受西藏密教喇嘛文化的感染，非常信仰。尤其他更驚奇十五歲的少年藏僧八恩巴的學識和神奇，就尊為國師，請他制作蒙古文字。到了統(tǒng)一中國以后，便和西藏的喇嘛共治中國，把大小的喇嘛分布全國各地，主導各省、州、縣的教化。而且當時喇嘛還是以原始西藏密教的“紅教”為主，大都從事男女合參的“雙身法”。因此，使這些戒行有虧的番僧，得以仗勢奸淫婦，侵占貪污，不一而足，民怨沸騰。至于傳統(tǒng)的禪、道、儒、佛文化，受到密教的摧毀，幾乎已一落千丈，從此欲振無力了。
二、蒙古在元朝的時期，本身種族人口并不太多，而且在西征到歐洲，北伐到俄羅斯，南征到中國全國，要分派各地統(tǒng)治的人才，根本就非常缺乏。因此，就把原先西征途中早期投降過來的人，都派出到中國各地，充當統(tǒng)治的官吏，例如馬可?波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從元朝開始，政府下達民間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謂“色目”，就是藍眼睛的人?！案魃说取?，就是包括黃種、白種、棕色及黑色各種民族。中國的歷史，在元朝這個階段，也可以說已經(jīng)有過人種血統(tǒng)大混合的一段經(jīng)歷了。
三、在元朝初期忽必烈統(tǒng)治的時代，好在還有一個金國的遺賢耶律楚材擔任中書令的相職。同時還有一個和尚出身的漢人劉秉忠，都是受忽必烈所信任的人。耶律楚材是當時金國的禪宗正統(tǒng)大師萬松秀禪師的弟子，而且對儒家、陰陽家、雜家等學說，都有深造。他和元遺山一樣，都是金國末代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厚修養(yǎng)的學者。當成吉思汗兵臨印度邊境時，因為接受他的勸諫，才沒有進攻印度。劉秉忠也是兼通儒、佛和陰陽家之學的特殊人物。因此，而使元朝初期，漸漸受到儒家學說的薰習，才能保存元氣。但元朝以來的儒家學說的理念，大部分仍是宋儒的傳統(tǒng)，尤其是以受朱熹影響的傳承為主。
四、元朝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除了崇信西藏密教的佛法，和藏僧喇嘛共治中國以外，漸漸也開始認識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而且受到一般儒家學者臣工們的影響。忽必烈死后，由他的第二個兒子繼承帝位，史稱為“元成宗”的鐵木耳，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這篇封號的文章“制誥”，實在勝過歷代敕封孔子的“詔書”，不知出于哪位儒臣的大手筆。如云：
制曰：先孔于而圣者，非孔于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杉哟蟪芍潦ノ男?。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并賜諸王《孝經(jīng)》，到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史稱“元仁宗”的第二年，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并從祀孔子廟廷”。但元朝宮廷內外的重要大臣及其族眾，始終是信奉喇嘛的密教為主；尊重儒家，但為俯順士大夫們的習慣而已。古人所謂：“善于泳者溺于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到了元順帝的時期，便有韓山童等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起義，宣傳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人間救世。跟著便有方國珍、張士城、陳友諒，乃至朱元璋等乘時而起，促使其亡。元亡于明的這個階段．已經(jīng)到了十四世紀即是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三六七年，西方的歐洲，正當意大利人文主義開始發(fā)達，商業(yè)都市勃興。英法百年戰(zhàn)爭的興起，也正在這一階段。德國的帝位，正由諸侯選舉所產(chǎn)生。日本也正在分為南北朝的時代。西歐的文化，仍處在基督教神學昌盛的階段。從一三七八年開始，羅馬教會大分裂，直到十五世紀的一四一七年為止。

===================
明清的科舉與宋儒的理學

　　東方古老中國的文化，經(jīng)過元朝百年以來的摧折，由平民起義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漢、唐開國的規(guī)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沒有漢高祖劉邦的豁達大度，更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雖然朱明一代，與漢、唐、元都是一統(tǒng)山河的帝制政權，但前追唐朝，后觀清代，無論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說，漢朝四百年，是劉家與外戚宦寺（太監(jiān)）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與女后藩鎮(zhèn)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與宦官（太監(jiān)）共有天下；清朝兩百余年，是愛新覺羅與紹興師爺共有天下。這樣的史論，雖然過于籠統(tǒng)草率，但也蠻有道理的。

為朱元璋做個心理分析
我們在前面大概約略地提過，在整個的歷史上，反觀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風，都和開國之君創(chuàng)業(yè)立國的學養(yǎng)見解，有牢不可分的關系。這正是《大學》所講“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則要點所在。
明朝三百年來的帝室政權，之所以如此的陰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來。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亂世的貧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會都是一片悲慘殘忍的心理因素。后來生活無著，為了糊口，只好列皇覺寺去做和尚。宋、元以來的漢僧寺院，仍然具有叢林制度的嚴格清規(guī)。儼然一個政治體制的組織。對于長上和各個職司，既要堅守戒律，又要集體勞務，所謂“敬”和“肅”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對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讓的內養(yǎng)修持功夫，雖然也有所了解，但畢競并未深入。況且皇覺寺的和尚，也避不開時艱年荒、流離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緣，仍然也混不到飯吃。因此才去投軍，參加平民起義的行列。
如果從心理學立場的觀點來分析，以朱元璋從小到長大的遭遇情況來說，假如事業(yè)有所成就，這種人就會變成三種個性的典型：
一是對社會人群，始終充滿仇恨和不信任的個性，變成刻薄寡恩的作風。
二是對社會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處處推己及人，愿意反饋社會，盡量做好事，成為一個大善人。
三是變成雙重人格，既充滿仇恨與刻薄，又很悲觀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很難自制。
我們只要多讀《明史》，仔細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說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笨上庥龅氖菚r勢造英雄，做了皇帝，卻不達觀。如果以他的聰明慧知，做一個中唐時代的和尚，一定會成為一代宗師，稱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學識習性，仍然沒有脫離少年時代在皇覺寺為僧時的僧院知識。因此在他所創(chuàng)建的明朝政治體制中，有關官職的名稱，有些仍然采用“叢林寺院”僧職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檢”，乃至稱僧職叫“總統(tǒng)”、“統(tǒng)領”等名詞，都是與“禪林寺院”職司的名號相同。
可是在他稱“吳王”開始，到登位稱帝以后，的確勤奮讀書，努力學習。但很可惜，沒有得到良師益友的輔導。如宋濂、劉基，他都是以臣工視之，并非尊為師友。如史載他對兩人的評語說：“宋濂文人，劉基峻隘?！彼詫τ谒麄儯冀K是有距離，用而不親，影響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點，就是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過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種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環(huán)境所造成嚴肅忮刻的生活習慣，很難兼容并蓄，更談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稱帝以后，正如唐、宋開國的皇帝一樣，總想找出一個具有顯赫有名的祖宗，作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夠神氣的。趙宋也用道教的帝君來陪襯自己。朱元障找誰呢？開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關系。當他還正在疑難不決的時候，剛好碰到一個理發(fā)的司務（相當于今天所稱的師傅）也姓朱。他便問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誰知那個理發(fā)匠卻答說，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沒有關系，我為什么要認他做祖先?。∵@句話，使他感覺到很慚愧，因此，就決心不認朱熹做祖先了。這個典故，不是憑空捏造的，是記在明人一部史料筆記中，我一時記不起書名來了，你們查對，一定會發(fā)現(xiàn)的。

科舉取士的利弊
但從明朝開國，創(chuàng)建科舉取士的考試體制，規(guī)定用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推崇《大學衍義》等傳統(tǒng)，實在出自朱元璋的創(chuàng)制規(guī)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約六百年而不變，并非事出無因。另如以宋儒理學家的嚴峻規(guī)范思想，制定對婦女的節(jié)操觀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開始的。大家不可以把這些過錯，隨便歸到儒家的禮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現(xiàn)在為了縮短講課的時間，我們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順帶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稱吳王的第三年。即詔求遺書，如史載：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后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jīng)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經(jīng)，開闡圣賢之學，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guī)。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底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開始第一次創(chuàng)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br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后世子孫知所持守?！?br />洪武三年，第二次
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jīng)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xiāng)試，試三場。
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jīng)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注。經(jīng)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義（程傳與夫子本義）。書，主蔡氏（沉）傳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
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
十五日，試經(jīng)史策五。
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xiāng)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yōu)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同時，另有一件故事，從現(xiàn)代人的觀點來看，一定覺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學技術，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發(fā)明和應用，非?？上?。事實上，科技的發(fā)展，給人類帶來無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處，那是事實。但科技的發(fā)展，給人類帶來精神文明上的墮落和痛苦，那也確是有相等的負面損失，這也是事實。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類似有朱元璋這種想法和作法的事，還不止他一樁而已。這件事，便是史載；“洪武元年冬十月，欽天監(jiān)（管天文臺的臺長）進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發(fā)明的自鳴鐘）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鈴聲）鼓。上（朱元璋）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边@樣一來，由元朝時期，從西洋引進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識，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發(fā)明了，實在很可惜。假如當時一反過去歷史上壓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獎勵，恐伯中國的科技，就早早領先世界各國了。
由朱元璋開始，制定科舉考試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歷代子孫的職業(yè)皇帝們，便嚴守成規(guī)，奉為定例。但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有人認為把儒學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見解上，是很不恰當?shù)摹Ｋ缘搅酥扉s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稱皇帝，改元“永樂”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饒州鄱陽儒士朱友季，“詣闕（自到北京皇宮大門外）獻所著書，專毀濂（周敦頤）洛（二程兄弟）關（張載）閩（朱熹）之說?！庇罉返劭戳?，便說：“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并在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jīng)四書性理大全，開館于東華門外。書成，永樂帝親自寫序。從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學，偏向專注于性理的探討，推極崇高而不博大了。
過了四十年后，在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禮部右侍郎邱浚進所若《大學衍義補》一書。他認為真西山的《大學衍義》，雖是帝王學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可供參考。因此，他采集經(jīng)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分類匯集，加上自己的意見，以備帝王們學習治國平天下的學識。紀宗特別賞識，賜給金幣以外，又進封他做禮部尚書，并命將此書刊行流布。邱浚是瓊州（海南島）人，少年時便有神童之譽，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物。如他詠海南島五指山的詩，便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shù)中原”之句，大有嶺南學派人物的豪情壯志，目空一切的氣概。

陽明學說的興起
從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時代，已經(jīng)是公元十六世紀的初葉，在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上產(chǎn)生了一位名人王陽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他在明代歷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寧王“宸濠之亂”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學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學說，影響當時和后世。最為突出的，就是東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明治維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陽明學說的成果。因明治維新的影響，當清末民初，中國一般留學日本的學生，回國以后，重新?lián)炱痍柮髦畬W，作為革命救國的張本，提倡研讀王陽明的《傳習錄》，乃至陽明的治兵語錄，和曾國藩的家書等做典范，儼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期的作風，用來抗衡由西方輸入的各種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劇，為現(xiàn)代歷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陽明學說的由來，開始也和南北宋時期一般儒家的理學家們相同，也是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學相結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學理入手，而且努力參禪靜坐，曾經(jīng)發(fā)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卻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異功能還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經(jīng)學，別有深入之處。恰好碰著在仕途上和當權的宦官劉瑾結怨，被貶到貴州的龍場驛以后，更有進益?？傊髞硇男詫W養(yǎng)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張的道問學，和陸象山所主張的尊德性來講，他也是以尊德性為本。而且更與朱、陸不同之處，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以事功的實踐，與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實際上，王陽明的學問造詣，是由禪入儒，引儒入禪相結合，比宋儒朱熹的見地，實在別有勝處。他是極力反對朱熹的四書章句之說，認為朱注的章句，其禍害尤甚于洪水猛獸。因此，與當時宗奉朱熹學說，崇拜程朱學派的人，儼然對立。好在他有平寧王之亂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當時程朱學派的天下中，還能立足，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們把明武宗時期和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儒家理學的時期，和西方歐洲歷史文化作一對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間，德國人馬丁?路德開始從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時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這一時期（十六世紀）歷史文化上開始轉運的階段，如文藝復興運動的發(fā)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倡太陽中心及地動學說；維斯浦奇發(fā)現(xiàn)南美洲東岸；哥倫布發(fā)現(xiàn)中美洲；麥哲倫遠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廣東租澳門為通商地，為近世歐洲人到中國的開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種子島，首先掌握了東洋的貿易權；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國女王瑪利登位，禁信耶穌教，接著是女王伊麗莎白即侊，厲行新教；德國開宗教會議，重許信教自由，新舊教之爭結束；法國新舊教開始戰(zhàn)爭。西方的歐洲，在這個時期所發(fā)生的這些等等事故，和我們雖然還遠隔重洋，說是沒有關系，卻是很有關系，所以也在此順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時期，因有王陽明的學說出現(xiàn)以后，同時也影響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陽明參禪學道的出家人。王陽明雖然不像宋儒那樣，左批佛，右批道，但對佛道兩方，多少也有微言。不過，他和宋儒理學家相同，對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學，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為證長生，果因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歿。
我們對陽明學說的是非暫不評論。總之，在明朝三百年來，特別注重以朱注“四書”為主的儒學，影響所及，到了晚明時期，如對宮廷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大師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觀點，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經(jīng)解》、《莊子內七篇
注》等。稍后，他的再傳弟子蕅益法師，又有《四書蕅益解》等著作。這些種種事實，都是說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間，有關儒、佛、道三家學說，卻已經(jīng)歷紛爭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歸趨于一致，共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才得匯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莊子的觀點，“成者毀也”。由于西方的歐洲，正從物質文明之中逐漸發(fā)展，促使唯物哲學思想的光芒，正從地平線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紀以后，漸已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