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家發(fā)展 （下）

總結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們現(xiàn)在不必讀歷史而流淚，為古人擔憂。只對朱明三百年來的政治文化，作一簡單的結論：
一、明朝的文運，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樂）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學為主導的儒學以后，同時既不尊重相權，又更輕視文臣學者。朱家子孫十五個職業(yè)皇帝，除了被太監(jiān)宮女們玩弄在股掌之間以外，幾乎找不出一個對歷史社會有很好貢獻的君主。其中兩三個稍有特別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鎮(zhèn)，如果不做皇帝，專學天文，應該可以成為名家。神宗朱翊鈞，不做皇帝，專業(yè)經(jīng)營，或從山西票號做學徒，以他愛錢如命的個性，一定可以經(jīng)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專學建筑設計或土木工程，也應該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們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當了職業(yè)皇帝，反而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劣跡，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從佛門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過嚴厲，殺戮太過，留給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樣以外，其他功過善惡，很難定評。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學無術”。但“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所以他的子孫，仍然必要出家為僧償還這個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樂所逼而出家。最后仍由崇禎的斷臂公主出家為尼，了卻佛門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來的文運，規(guī)守在宋儒理學的范圍以內，使傳統(tǒng)的諸子百家之學，更無發(fā)揮的余地。在《明史》上的儒學文臣，如于謙、海瑞、王陽明、張居正等少數(shù)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長。因此，在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方面，也沒有格外的特點。如唐詩、宋詞、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藝，就是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識分子的心聲，生在一個無可奈何時代的反感和悲鳴。所以在神宗嘉靖時期。就早有李蟄（李卓吾）一類憤世嫉俗的學者出現(xiàn)。李卓吾明說當時的道學先生們?yōu)椤氨扇?、俗儒、腐儒”，又說他們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只反對道學，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甚至討厭見任何人，既討厭和尚，更討厭道學先生，貶斥六經(jīng)，認為不能專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獄，自刎而死”。古人所謂的“名教”—詞，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識形態(tài)。單是一個“名”字，有時便代表論理的邏輯觀念?！霸廑馈本褪潜划敃r在朝廷的儒臣們所彈劾，認為他犯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大反動，所以就入獄坐牢了。事實上，他最初是從王陽明的學說中脫穎而出，因對時代社會的不滿，太過偏激，形成狂態(tài)。另如神宗萬歷時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當時人稱“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聲名更盛，但他也是對時代不滿，早年就辭官不做，專以詩文名世，不與世俗相爭了。
明代的文運，諸如此類，所以到了萬歷后期，就形成以太監(jiān)頭子魏忠賢為首，指顧憲成、高攀龍等兩百多名學者為東林黨，興起黨獄，隨便定罪殺戮儒臣學者。一直到了李闖的民兵入京，崇禎朱由檢自殺，滿清入關，才結束了從皇覺寺開始，到東林書院而變?yōu)闁|林黨的黨爭的歷史，使朱明與太監(jiān)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結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遺老，如顧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揚棄理學專講性理的義理的弊病，轉而重視實用和考據(jù)之學，才使中國文化，從清朝開始，歸于義理（哲學）、考據(jù)、詞章三大類的學問。對于獵取功名科第的科舉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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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示儒學內用佛老的清朝 

　　接著明代已盡的氣數(shù)，滿清愛新覺羅的入關，便是中國近代史到現(xiàn)代史的關鍵所在。當滿清入關稱帝以后，在過去兩百多年的時間，始終存在滿、漢民族意識情緒的斗爭。但從滿族的立場來說，因為明末時期，明朝的政權，已經(jīng)物腐而后蟲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請我們入關來澄情宇內。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這有什么不對。雍正《大義覺迷錄》的立論，就是由這個觀點出發(fā)。
事實上，從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來講，暫且不說魏晉南北朗的階段，但從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遼、金、元這個時期，大約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權上稱王稱帝和民族性的爭奪。但在華夏文化的立場來講，無論遼、金、宋、元、明、清，實際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礎上發(fā)展演變。只在空間區(qū)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時間的軌道上，有朝代之別，從中華民族整體的統(tǒng)一文化來講，始終都是—致的。尤其滿族與遼、金在氏族的血統(tǒng)系統(tǒng)上，關系更為密切，這又是歷史上的一個專題，暫且不論。
滿族在明神宗萬歷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從努爾哈赤統(tǒng)一建州衛(wèi)（吉林?。紫刃藿ǖ谝蛔鹚录坝窕视^等寺廟。正值萬歷二十七牛，公元一五九九年開始，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創(chuàng)造滿文，但那也只是從言語讀音的區(qū)別上，創(chuàng)立了文字的符號系統(tǒng)。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體制，仍然都是學習華夏文化的傳統(tǒng)，并無另有滿洲的文明。萬歷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建元天命，自稱國號為“后金”，這很明顯的便自認為是金人的后裔。
再列明熹宗七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努爾哈赤卒，皇太極（清太宗）即位，改元天聰以后，政治體制，也更加漢化。尤其在天聰三年，即設立“文館”，并將以往由征明所俘虜?shù)娜迳偃?，分別考試優(yōu)劣，逐漸錄用。天聰四年，議定官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統(tǒng)學明朝體制，并今滿族子弟，皆須讀書。當時初建的文館，后來再加改制，到了入關以后，在順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擴充成為“內閣”了。所以入關之初的儒臣，如范文程、顧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鑲黃旗的明儒漢人后代。
皇太極在天聰五年開始，為什么要命令旗人子弟，皆須讀書呢？如史料所載：
上（皇太極）諭諸貝勒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讀書，間有溺愛不從者，不過謂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不知昔我兵之棄灤州（河北地區(qū)）四城，皆由永平（河北盧龍）駐守貝勒，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今我兵圍（明朝）大淩河（遼寧），越四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已敗，淩河已降，而錦州、松杏（皆在遼寧）猶未下，豈非讀書明理，為（明）朝廷盡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今讀書。
這就是皇太極在當時已經(jīng)體會到讀書明理，與忠貞愛國的情操，確實具有重要關系，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讀書。后來再發(fā)展到要求武將也必須讀書。但在當時所讀的書，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書”最為重要。
從開建文館，錄用明朝遺留在東北各地的儒生，歸入旗下以后，不到兩三年，他們果然成為為大清出謀畫策、文韜武略的中堅分子。如寧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建議厚待漢人。接著便有貝勒岳托提出優(yōu)待漢人賜婚等等的辦法。然后，就有朱延慶、張文衡等先后上書，請即征明的建議，他們當然都是出身文館的明儒后裔儒生。但皇太極的頭腦并不簡單，不失為具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他對征明會議的講話，就大有可觀之處。如說：
進言者，皆欲朕速出師，以成大業(yè)。朕豈不愿出此！但今察哈爾新歸附，降眾未及撫綏，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輕于出師！朕于舊人新人，皆不惜財帛以養(yǎng)之（如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傾服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必勝。膚反覆思維，我國既定，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城乎？抑圍而守之乎？若欲請和，宜許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應作如何安輯？我國貝勒及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宜作何禁止？爾高鴻中（時為刑部承政）、鮑承先（時為文信榜式）、寧完我、范文程（沈陽漢族旗人）等，其酌議以聞。
同時，又諭文館諸臣擇史有關緊要者，據(jù)實匯譯成書，用備學習。如說：
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于遼、宋、元、金四史，擇其緊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國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統(tǒng)緒墜，與其用兵行師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匯譯成書，用各觀覽。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為天之子耶？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稱天子。今朕蒙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遽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乎？
接著就以歸降漢官，為各部承政，并遣大學士范文程祭先師孔子。

清取天下幾異數(shù)
事實上，他在這個階段，曾經(jīng)有兩三次致書明朝請和，而明廷都沒有理會，當然更沒有正式回應。因此，便在計策萬全以后，才一步一步派滿蒙部隊侵近山海關。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舉。直到皇太極逝世，由第九個兒子，年方六歲的福臨即位，多爾袞攝政。李闖民兵攻入北京，朱明末代皇帝祟禎自殺，吊死煤山，才有吳三桂向滿清乞師，使清廷正當孤兒寡婦當政的危機中，趁勢乘時而駕。由吳三桂為前驅，名正言順地入關進京，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大清朝入主中國的第一代皇帝，年號順治。這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來說，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僥幸，真可算是最稀奇特別的一代，如照古文精簡的說法，便叫做“異數(shù)”。也就是說，有特別的好運氣，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做到的。
滿清入關，福臨在北京登位稱帝，改年號為順治元年開始，已經(jīng)是十七世紀的中葉，即公元一六四四年。這個時期，除了帝都北京以外，中國的各省州縣，并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統(tǒng)一。除李闖、張獻忠等遣散的民兵勢力還未平定以外，在南方還有“南明”等臨時政權存在。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皆未削平。所以當順治在位十八年的時間里，全國還在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清室的皇權，也還處在安危未定的局勢。
如從軍事武力來講，入關前后的滿清八旗子弟，全數(shù)亦不過三萬多人。加上在皇太極時代，收編內外喀喇沁蒙古的丁壯一萬六千九百十三人，另行分編為十一旗（屬于蒙古族的），總數(shù)加起來，還不到五萬人。至于當時蒙古的人口，大約在四十多萬內外，但并未
完全歸服滿清，何況扣除老弱婦孺，能征調動員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何以他們能以十來萬人的武力（這是比較寬松的估算）入關，統(tǒng)治當時三四億人的中國呢？我們如果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在人類世界的戰(zhàn)爭史上，最先能夠運用“代理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可以說便是滿清。他們在東北初起，由皇太極時代開始，略地攻城，奪取明朝在東北的要塞階段，已經(jīng)運用收編了蒙古的旗兵參戰(zhàn)。入關以后，南征北討，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參合互用，而從一般漢人來說，無論是滿旗、蒙旗，統(tǒng)稱之為滿清的旗人或旗兵。而且后來平定南方，統(tǒng)一全國，又是運用漢人漢兵作為代理戰(zhàn)爭的先驅。如用洪承疇及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鎮(zhèn)四王，便是最明顯的成例。
所以當鄭成功在臺灣，率水師十七萬北上，入長江，克鎮(zhèn)江，圍南京的戰(zhàn)役，防守北方的旗兵，還不足萬人，而民大多是老弱殘兵。順治和皇太后，表面鎮(zhèn)定，內心已準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出關回避。結果鄭軍因氣象變化，天時不利。加上鄭成功方面沒有準確的偵查情報，而且反攻鄭軍部隊的，也正是漢兵。因此，鄭軍只好迅速退走，反成敗局，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但在北京順治一代的十八年間，除了還須隨時警惕在中國各地用兵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更大的主要內憂，還在愛新覺羅內廷的齊家問題。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就是生母皇太后是否下嫁多爾袞，以及順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別有原因，甚至民間相傳，都相信順治因受刺激而到五臺山出家當和尚去了，這些事故，并不是空穴來風的謠傳而已。正如清代紹興師爺辦案的老調一樣，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而已。
但順治成長以后，嗜好禪宗佛法，確是事實，他曾經(jīng)召請當時深負時名的禪師如：憨璞性聰、玉琳通秀、木陳道忞等大和尚進宮參學，而且自號為“癡道人”，或稱“弟子福臨”，情如世俗子弟。至于順治出家的詩篇，兩百多年來流傳在中國佛教的寺廟中，也并末遭到文字獄的取締，而且還可任意張貼流通，豈非怪事。如果照那些淺近暢曉的詞句來看，正如皇太極等初學漢文的筆法，如云：“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朕（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當初一念差，黃袍換卻紫袈裟?！薄拔瓷罢l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誰？”這和他的孫子雍正登位以前所輯錄的《悅心集》等文句，幾乎都是很可愛的白話韻語。
總之，依史論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統(tǒng)治中國，除了滿漢民族性爭議的缺失以外，從版圖的一統(tǒng)、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無愧漢唐，甚至可說是超過漢唐。如歷代王朝的女禍、外戚、太監(jiān)、藩鎮(zhèn)等弊害，幾乎絕無僅有。但這些比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從康熙時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關之初，舍棄滿族初期偏仄的習性，不改中國傳統(tǒng)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國剃發(fā)編辮子，那在統(tǒng)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會事半功倍、順利得多了。我們研究歷史文化，須要特別注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衣冠文物”四個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滿清入關之初，并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發(fā)，改易服制以來，就使當時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識就突然增強了。這種有關生活文化習性的群眾心理問題，看來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為政治國的大關鍵所在，可惜一般人見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兩代，縱使心里明由，但也不敢違背祖制，所以就增加歷史政治上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了。
以我本身親眼看到的—個事實，告訴大家值得參考的一個笑料。當我還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國已經(jīng)建國十多年了?？墒窃谖壹亦l(xiāng)的親戚故舊中，還有前清遺老，有秀才、舉人功名的兩三人，始終不肯剪掉辮子。后來被現(xiàn)實環(huán)境所影響剪掉了，卻馬上換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國，以此自居為前清的遺老。我的父親對我說，他老人家卻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紳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遺老，為什么還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見衣冠文物，對于民情心理來講，在無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議的精神作用??！

勤于治學的康熙
康熙只有十三歲，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勢，還在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之中。從他逐漸成長以后，內去權臣鰲拜，外平臺灣及三藩之亂，安撫蒙藏，綏靖全國，先后做了六十一年的創(chuàng)業(yè)皇帝，實在真不容易。而且他對學識修養(yǎng)，也特別勤學，如對天文、數(shù)學等外來學識，也特別注意。對于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和理學，也很用心，尤其對宋儒程朱的《大學》《中庸》所說的修養(yǎng)，也很有心得。如果從帝王的統(tǒng)治學術來講，他是真的高明?，F(xiàn)在只從文治的角度約略來講，例如：
康熙九年，以宋儒后裔襲五經(jīng)博士職。并且擴充順治時代的鄉(xiāng)約，令各地方官責成鄉(xiāng)約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宣講。自頒訓諭十六條，作為全國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標；一、敦孝悅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穆。三、和鄉(xiāng)黨以息爭訟。四、重農(nóng)桑以足衣食。五、尚節(jié)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義以厚風俗。十、務本業(yè)以定民志。一一、訓子弟以禁非為。一二、息誣告以全良善。一三、誡窩逃以免株連。一四、完錢糧以省催科。一五、聯(lián)保甲以弭盜賊。一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十七年，詔修《明史》。
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網(wǎng)羅前明遺老及全國所有不肯投降的讀書知識分子。
二十三年冬，南巡，到南京遏明太祖（朱元璋）陵，并親自拜奠。
二十四年，授宋儒周敦頤后裔五經(jīng)博土職。并命勒德洪、王熙等修《政治典訓》。又頒四書、易、尚書講義于白鹿洞書院。
二十五年，詔增孔林地十一頃有奇，并免其稅糧。詔訪求遺書。記令武職官員應閱覽書籍，講明大義。
二十六年，授宋儒張載后裔五經(jīng)博士職。
二十八年，由杭州南巡回鑾，經(jīng)南京，再祭明太祖（朱元璋）陵。
三十一年，諭大學士等云：前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讎，賜履寫簽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系明開基之祖，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于古圣君，亦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為也。至開創(chuàng)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yōu)于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爾等當知之。
五十一年，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廟，位于大成殿十哲之次。
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
康熙這些舉動，都是尊重傳統(tǒng)文化，針對以儒學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實上，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實學，必須內（圣）養(yǎng)與外（王）用的實踐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彼?jīng)問過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說；“理學之名，始于宋否？”張玉書對說：“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講辯加詳耳！”康熙就說：“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學也?！庇纱丝芍麑τ诳酌现篮退稳謇韺W的明辨，早已了然于心，他只是為了化民成俗，順應民情而已。

中國之患重在邊防
講到這里，我們必須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國幾千年來的禍患，都是由邊疆問題所引起。從秦漢以來的邊禍，如南北朝、五代、遼、金、元等時代，禍患常起于西北、東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時代，幾經(jīng)戰(zhàn)伐的混一，已連線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達黑龍江畔到沿邊入海，至于朝鮮。自清朝中葉以后，海運開放，新來的邊患，使由西南到東北幅員萬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日車的侵華戰(zhàn)禍，他們仍然是利用滿蒙做起點。過去如此，將來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謀國的人，不能不先須留意中國的邊疆政治問題。中國古人的成語所說“天塌西北，地陷東南”，實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們在前面大約講到清初康熙對統(tǒng)一大清江山的內政，和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關系。但在滿蒙之間，還是各懷二心，并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情有別鐘，應付起來，并不容易?？墒浅雠瑺柟嗟交侍珮O，早已心中有數(shù)，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戰(zhàn)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里突出的喇嘛密教。在過去的歷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北宋時期的遼、金、元等，雖然都是歸向于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基礎上，但北方的各個民族，注重佛、道的情緒尤過于儒家。這是歷史的慣例，也是由西北到東北各民族的習性。問題研究起來，并不簡單。有關密宗喇嘛教的發(fā)展來源，又屬于專門的問題，在這里也姑且不說。
康熙對于這個問題，當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統(tǒng)一中國以后，就回轉來要確實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便親征噶爾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后使用尊重喇嘛教來做為長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倫召集蒙古各族王公會盟，便對明朝永樂時期，宗喀巴所創(chuàng)黃教一系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卻丹，封為國師之尊。使章嘉和在前藏的達賴，在后藏的班禪等，為安服邊疆，協(xié)調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這樣一來，就可省卻軍政的勞役和經(jīng)費。至于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圖克圖，名章嘉扎巴俄巴，是青海紅崖子溝張家村人，原稱他是“張家活佛”。當康熙親征噶爾丹時，認為張家活佛名號不雅，便從第二代起改名為“章嘉”，從封為“國師”的尊號以后，就經(jīng)常出入皇宮，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實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確是有道的高僧。
西藏第五世的達賴喇嘛羅卜藏嘉穆錯，對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見解，都較有特別的造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從他求學。五世達賴在皇太極的時期，已經(jīng)派人到盛京（遼寧沈陽）獻書進貢。到了順治九年，五世達賴便親自到北京朝見。順治待以上賓之禮，住在宮內的太和殿，又特別建一所西黃寺給他住持，封為“西天自在大善佛”。到了康熙三十四年，達賴左右的權臣第巴，曾秘密和噶爾丹等勾結，假借達賴名義，遣使向清廷奏請撤回西藏、青海等處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內情，嚴斥第巴，不準所請。跟著便有御駕親征噶爾丹之役。第五世達賴身故以后，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轉世的第六代達賴有真假雙包案，也就是西藏歷代流傳第六代達賴文學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鬧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經(jīng)議政大臣等會議，認為拉藏及班禪呼圖克圖與西藏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務一案?！敖窠?jīng)侍郎赫壽奏請，波克塔胡必爾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數(shù)年后授封。今既熟諳經(jīng)典，為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冊印，封為第六世達賴喇嘛?！睆拇艘院髿v代的達賴喇嘛，幾乎都有事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發(fā)給金瓶抽簽，才定下了以人定勝天的解決辦法。至于這個乾隆時代所頒發(fā)的金瓶，到現(xiàn)在還照舊應用。據(jù)《注釋清鑒輯覽》所載史料如下（括弧內為原書之注釋，并供參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畢爾罕嗣續(xù)掣簽例：
廓爾喀既平，帝欲乘用兵余威以革藏中積弊，故留兵戍藏，使駐藏大臣之權與達賴、班禪相埒，以控制之。先是宗喀巴倡黃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轉生，不必以肉身世襲。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并居拉薩（前藏之都會），嗣宗喀巴法，為黃教徒宗主。宗喀巴圓寂之時，遺囑達賴、班禪，世世“呼畢納罕”轉生，演大乘教，以濟度眾生?！昂舢吋{罕”者，華言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領藏地，后嗣世襲其號，西藏始為釋教宗主，其所奉皆紅教。迨及后嗣，漸流侈惰，綱紀廢弛，盡失佛教本旨。時宗喀巴學經(jīng)于札什倫布之薩迦廟，既深觀時數(shù)，當改立教，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為番眾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喇嘛曰紅教）。
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為藏王，自是黃教徒之勢益張。傳至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及卒，有第巴專國事（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事，故二世根敦堅錯者，姑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唆準噶爾使入寇，藏中大亂。后第巴為拉藏汗所誅，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達賴喇嘛，諸蒙古不復敬信，而別奉里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與藏中所立，互相是非。蓋宗喀巴有一花五葉之讖，故自六世以后，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只憑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巫師也（達賴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世出于后藏；第三世出于前藏；第四世出于蒙古；第五世出于前藏，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積久弊生，兄弟子侄，往往繼登法座，等于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jù)要津，罔權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至是特創(chuàng)掣簽法，頒金奔巴瓶一，供于西藏大招寺，遇有“呼畢納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簽瓶中，誦經(jīng)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降神之法，一旦達賴示寂時，則垂仲即將“吁畢爾罕”之姓名、生長、月、日，各書一簽，藏于金瓶內。喇嘛誦經(jīng)七日后，招集各“胡圖克圖”于佛前，駐藏大臣臨席而后掣簽，若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同為一人時，則置空簽一枝于瓶內，若掣出空簽，則以為無佛佑，更別為掣簽云）。而各札薩克所奉“胡圖胡克”其“畢呼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
蒙藏兩地，從元明以來，都是堅信藏傳的喇嘛教為無上密法。對于內地的佛教各宗，除禪宗以外，都輕視排斥，康熙既能善于處置蒙藏兩地胡圖克圖（意為無上大師，俗稱活佛），各有差別待遇的辦法。以他的日常作風來說，決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他當然對佛學也須要進一步深入的了解，平常只是絕口不談而已。他最喜歡親自題賜各佛寺的匾額，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經(jīng)三上五臺山，實為以往帝王少見的舉動。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五歲的年代，平定臺灣及三藩之亂以后，就上五臺山，住了一個月左右。因此后世的人們，就拿他做文章，說他是去親見出家的父親順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是平噶爾丹以后的第二年，又上五臺山。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臺山住了十多天。
五臺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們，依據(jù)佛經(jīng)的敘說，認為五臺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四川峨嵋山是大行普賢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大愿地藏菩薩的道場。文珠師利又是蒙藏兩地喇嘛密教最為尊祟的宗祖。五臺山上的佛寺，過去以密宗的喇嘛廟為主，只有少數(shù)如內地的禪寺?？滴醯溺娗槲迮_，與其說他是去見出家了的父皇，毋寧說他是借機澄心靜慮，親自體認“內圣外王”之道。治內地，須用儒家；治滿、蒙、藏地，須用佛教吧！不過，這是說明康熙時代的外示儒學，內用佛老作用的要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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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雍正說到乾隆 

　　由于康熙自十三歲即位，長期處于內憂外患的情況中，他從實踐中所得的經(jīng)驗，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自小就重視學問，尤其醉心于禪宗的佛法，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緣成就。不然，雍正早年，還身為王子的時候，居然潛心佛典，后來被封為親王以后，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shù)臣工，自稱學佛參禪。甚至還雜有出家和尚們的參預，豈非怪事?！爸幽舾浮保缫钥滴醯挠⒚?，對兒子們這些作為，絕對不會毫不知情而忽略過去。事實上，他對雍正的參禪學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從來沒有告誡過。這不能不說他是有有意培養(yǎng)，至少也是并不反對。
可是一般寫清初歷史小說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參禪學佛，寫作為奪嫡爭權的手段，認為是以退為進的權術。其實，在康熙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把儲位的密旨，先行寫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額后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雍正本人所開創(chuàng)的。因為他有鑒于歷史上對儲位之爭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為了立太子的事，氣得發(fā)昏。現(xiàn)在又親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間立儲和廢太子的事，又加眾多兄弟之間明爭暗斗的慘痛內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間，就命總理王公大臣等，將密封建儲事的錦匣，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后，并且明說是“以備不虞”。所謂“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為人的生命無常，況且身居高位，無常之變更多，萬一本身不保，后繼無人便難辦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選，因環(huán)境影響而變質變壞了，要想更換另一個人，也會引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勞”，他不如采用這種公開秘密的辦法，早做準備為妙。然而從清末以后，一般人便顛倒清史的前后關系，說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額后的遺詔，搶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晝夜勤勞“辦事定”
但我們現(xiàn)在要講的問題，是無關這些歷史疑案的爭議，只是說繼康熙以后的雍正王朝，更為明顯的是外示儒學、內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內涵。但要詳細說明這個理由和事實，又是一個很煩復的專題。我們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現(xiàn)在還保存在故宮的檔案中，仔細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所批過的奏折，就會承認他是歷代帝王中最為認真勤政，而且生活比較儉樸，嗜欲比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無誠心辦事的真情，沒有過人的精力，的確是經(jīng)不起這樣晝夜勤勞文牘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時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時，卻對禪宗佛學方面的編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還要多得多。批奏折、編著書，都要動腦筋，用手來寫的。那個時候，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他身為帝王之尊，不要說日理萬機，就是十多年來關門閉戶，專心寫作的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豐富的成績。不過。對于雍正深入禪佛的學養(yǎng)方面，我相信將來必有專家去研究，我們姑且點到為止，不必多加討論。但要補充一點，雍正平生書法，也極力學習他父皇的字體，只是筆力勁勢稍有不同而已。所以只要在故宮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經(jīng)有雍正為康熙代筆批閱處置的資料，便會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養(yǎng)他可能繼承帝位的干練才能。如果這樣，就可明自康熙在臨危時，何以匆促召來雍正，咐囑他來登位的史實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點，在于平定內亂，統(tǒng)一全國。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黃河與運河的災患，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對于全國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意識，存在滿漢之爭的緊張情緒，只能用懷柔綏撫的政策，舉行“博學鴻詞科”，以時間來爭取和緩。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處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經(jīng)驗和閱歷，關于諸多兄弟之間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與滿漢之間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對滿族旗人的貪婪和腐敗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極當年所說的“諸姑格格等，皆以貪得為心”，必須做出處置。因此，他即位以后，立即雷厲風行，毫不留情地先從宗室動手整頓。接著，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貪瀆。所以他首先得罪樹敵的不是漢人，卻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滿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族人勾結漢族臣民，造謠中傷不遺余力，甚至盡量宣傳他是如何使用奸詐，取得權位的不正不順。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財賦及庫存銀兩，已漸見支絀，并且與各省地方之間的財賦庫存，已有矛盾?？滴跛氖四辏呀?jīng)有詔諭戶部及各省，要“從長商榷”。其中有關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貪污侵占情形，以及權臣如年羹堯、外戚如隆科多的別有異心，雍正在藩邸的時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寬大為懷，雍正自己又處在諸王大臣及兄弟之間爭權奪利的嫌疑地位，當然不好明顯表態(tài)。所以當他登位以后，便著手嚴格處置滿漢權臣，整頓田賦財稅，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歷來在政治上整飭綱紀，肅清貪污，幾乎沒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頭土臉的。宋朝的包拯雖稱“包青天”，但他也并末辦過整理財經(jīng)的大案。不然，就是萬里無云的青天，也會風云變色。可是雍正卻不顧一切，親自動手做到了，清朝的國庫充足了，貪污犯罪的官吏傾家蕩產(chǎn)了。因此，有關滿漢反對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但他是學佛參禪的健者，他深切體認到永嘉禪師所說“辦事定”的學養(yǎng)，如“止水澄波，萬象斯鑒”。只要見地真，行履切，即有如莊子所說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決心，就毅然地做了。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時，就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zhèn)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家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xiàn)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布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xiàn)在依據(jù)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并酌加簡單說明如下。
如有關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開發(fā)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保ㄟ@是集權于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jīng)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jīng)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今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干部的有意阻撓，是不準許的，這是很值得贊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注官（這也等于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后才“初御乾清宮聽政”。跟著便下令“除山西、陜西教坊樂籍，改業(yè)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其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zhàn)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的貧民?？墒怯赫齾s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xiàn)代來說，他早已有了“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
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恒產(chǎn)者，移駐熱河喀剌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zhàn)有功滿族八旗的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后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jīng)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經(jīng)營貿(mào)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鹽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墒怯赫浅Ｃ靼?，他是不愿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于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
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恒產(chǎn)，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游手好閑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著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奸棍私販中國幼樨山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冀各立“宗學”一所，撿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chǎn)業(yè)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后，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征?。ㄟ@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yǎng)”的要求，如從現(xiàn)在人的觀念來講，等于是他首先實行“共產(chǎn)主義”的試驗農(nóng)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征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于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chǎn)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御潮汐。
四年二月，定陜兩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云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征收。
六月，禁賭，準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鹽商輸銀，照兩淮鹽義倉之例，于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征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仆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其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惫手摱讲槊鞒龍?。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種，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舍（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征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云：“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shù)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于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于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后，籍（沒收）富氏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余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征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余兩，湖州額征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余兩，俱著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征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wèi)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征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里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br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陜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著乾隆元年并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后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于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這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復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素來是飯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jīng)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結果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采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個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并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fā)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xiàn)在各個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tǒng)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家便教人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做為茍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guī)范。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圣如堯舜，也有殛四兇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于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后世的批評。

大禪師整頓佛教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當時讀書人及后世攻擊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嚴格整頓佛教禪林的結果。因為從明朝中葉，王陽明理學一系的興起，以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歸入儒學的知見，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為禪宗開悟的極則。因此，陽明之學的流弊，到明末時期，大都猶如狂禪之流，到處都是。當時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圣人滿街走，賢人多如狗”的情況。那時禪宗的大匠如密云圓悟禪師，雖然望重禪林，但他的出身，猶如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一樣，并非儒林名士出家。可是從他求學的人，很多是為了逃避明末的黨爭，逃禪入佛的學者名士。他有一個名儒削發(fā)為僧的弟子法藏，自認是從密云那里開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就紛紛歸到法藏的門下，從禪宗的習慣，都尊敬簡稱地為“漢月藏”或“三峰藏”禪師。“三峰”、“漢月”就是他掛褡在江蘇的庵名代號。
“漢月”的弟子中學者眾多，聲勢日盛，便有談禪的專著，闡揚唐宋以后禪宗的五家宗旨，標榜一個“○”（園相）為指標，或說平常著衣吃飯，即知即行等等，就是“當下即是”佛法的禪。其實，給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為，早已離禪離佛愈遠。這樣流傳廣了，密云大師知道了，大為不然，就著文章來批駁他們。可是“漢月藏”的弟子們不服氣，又著書反駁師祖密云。如《雍正語錄》所說的《五宗救》、《辟妄》、《辟妄救》等書名，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但自滿清入關以后，“漢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來愈多。其中大部分還是“反清復明”的讀書分子，有的以出家為僧作掩護，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禪林寺院，做為伺機而動的據(jù)點。明末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就與“三峰”及“反清復明”分子有密切的往來，而且以詩文交誼、不涉世務做擋箭牌。蒼雪大師遺著《南來堂詩集》，在他唱和的詩中，便有許多明末人物的史料?！皾h月藏”一系，后來又專以禪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標榜，意在脫離“漢月藏”的傳承來自“臨濟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時候，早已開始參禪學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師的啟迪印可以后，對于禪悟，自認為是已經(jīng)破了三關的大徹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禪師的身份，收出家和尚們做弟子。因此，他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禪宗叢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今的利弊得失，以及龍蛇混雜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楚。
雍正登位以后，便以禪師而兼帝王的立場，大刀闊斧來整頓佛教的禪林，下令盡毀“漢月藏”一派《五宗救》、《辟妄救》等著作，并命“漢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眾，統(tǒng)統(tǒng)要重新改投“臨濟宗”的門下。在圣旨威嚴管束的同時，他又聲明自已是個明眼宗師，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認為他的見地有錯誤的，盡管進京找他面談對錯，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場相見，絕不以皇帝的權威壓人?？傊退v論佛法，他自認為只是一個禪師或居士而已，并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見?？墒钱敃r如雍正一樣，對于參禪學佛，確實下過一番真參實證功夫的出家人，并不多見，當然便沒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禪師們，一領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瀟灑自如地侃侃論辯佛法了。因此，他把幾個跟他參禪學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別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禪寺叢林的住持，并命督撫以下各官照應，做為佛門的護法。如揚州的高旻寺、杭州的凈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頓。經(jīng)費由地方財政的贏余中劃拔，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統(tǒng)報由雍正自行核定。但從雍正的整飭佛教和禪宗以后，便使中國的禪宗，局限于高旻寺的禪堂之中，只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定為參禪的風規(guī)，直到現(xiàn)在。這倒合了一句古話：“良冶之門多鈍鐵，良醫(yī)之門多病人?！?br />但我們需要知道，雍正整頓佛教和禪宗各叢林寺院，從佛法的立場來講，他是確有正知正見，并非歪纏。但同時也使那些皈依佛門，抱著“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于，臨時冒充參禪學佛的和尚，走投無路，弄假成真了。因此，后來“反清復明”的幫會組織，就
都離不開與佛門有關?？上н^去一般對歷史記錄的大儒，偏偏固執(zhí)成見，認為佛、道兩教，都是孔子所說的“異端”，從來不關心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有關系的重要，所以并不深究。尤其對于清史，如入關前后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如不了解禪宗和密宗的淵源，當然所有論斷，就多有外行之談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認為破壞佛教最厲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但并沒有說雍正這樣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災難。事實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關歷史文化恩想的沖突，和佛、道兩教的宗教斗爭，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結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絕對盲動。至于雍正的整頓佛教禪林，他是以內行對內行，他的本心原在維持佛法的正知正見，當然不能把他做為迫害宗教的事件來論斷。
但另有一件與雍正整頓佛教禪林有關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幾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屬于“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的疑案，那就是：中國佛教的出家人，為什么要在光頭上燒戒疤？開始在哪個朝代？根據(jù)佛經(jīng)大小乘的戒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區(qū)的佛教傳承，出家人剃除須發(fā)以外，也都沒有這個規(guī)定。我曾經(jīng)在五十多年前，訪問過幾個前輩的師友，都無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討論過此事。他說，應該從清朝入關以后開始，而且可能起于雍正的時代。
如果這樣，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漢月（三峰）”一系，飭令統(tǒng)統(tǒng)歸到臨濟宗門下以后所開始。他為了同時緩和滿漢之爭的作用，施行仁政，當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經(jīng)兩次在夏天盛暑時間，命令清除刑獄，釋放一些罪犯。如誠心愿意懺悔改過，準許入佛門出家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終心存“反清復明”思想的人，從中煽動，便咐囑他所派往江南一帶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們，提倡以《法華經(jīng)》、《藥師經(jīng)》和《梵網(wǎng)經(jīng)菩薩戒》的舍身懺罪、燃燈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壇大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的同時，便在一身最寶貴的頭頂上燃燈，以表志誠。這樣一來，即使要在出家以后，再來蓄發(fā)還俗，從事“反清復明”運動，或是怙惡不悛者，都無法逃過檢查身份的法網(wǎng)了。從此以后，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內地漢僧的頂上，都有戒疤為記了。除此以外，又有在禪堂中警策參禪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當時在王府領導修行，交一把寶劍給一個和尚徒弟說，如果你在七天中不開悟，就以此自裁吧！結果，此僧果然不負所望，所以后來在禪堂中集體參禪時，便變更形式，做成劍形的香板，也是雍正禪師的杰作云云。有關這兩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確定，只如野老村言，備做研究參考而已。
至于后來寫歷史小說的人，便把雍正描寫成學武少林寺，并與南京大俠甘鳳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呂四娘報仇等事，說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還有把乾隆也寫成曾經(jīng)學藝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關系，因此火燒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學禪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編集的《悅心集》中便收有“十載勛名身外影，百年榮辱鏡中花”的警世名言，這些毀譽對他來說，又何足論哉！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于雍正在位的時期，對于中國文化上歷來所敬重的儒家傳統(tǒng)和先師孔子的尊號，他雖然不像歷代其他帝王一樣，隨時要聽從儒者出身的大臣們的建議，做出特別表示尊儒尊孔的舉動，但他也步康熙的后塵，做過幾件事，算是對儒家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這又是出手不凡，以虛名以博實譽的出奇之舉）。二年八月，定從祀孔廟三十一人，包括有鄭康成、諸葛亮，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陸隴其等。三年正月，親試應差學政各員文藝。如云：“因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并未考試，其中并有不能衡文者?；蛞蛑惺街螅氖枘昃谜吖识?。著將應差之翰林，并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賢冉雍后裔世襲五經(jīng)博士。雍正為什么忽然心血來潮，在孔門七十二賢中，偏要這樣重視冉雍，實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為他解釋的，可能是他有感而發(fā)，覺得有德有學的帝王之才，實在太過難得?？鬃釉?jīng)稱贊“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這一道詔命吧！
依照前面所講的觀點，總結雍正在位十三年來有關整肅傳統(tǒng)文化的作為，從明儒王陽明開始，融會禪學于儒理的流弊，到明末萬歷祟幀時期的黨爭，以及進入順治、康熙王朝以后，所有逃儒入禪的前明遺老和遺少們，在這位“雍和宮圓明居士允禎（雍正）破塵大禪師”的棒喝之下，幾乎都無立錐之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了。
同時又設置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內分善世、闡教、講經(jīng)、覺義，左右各二人，號為“僧錄八座”。選任出家的僧官，先由禮部考試，再送吏部備案，最后交內務府（皇宮內務主管機構）的掌儀司、禮部的祠祭司會同考核，再報由內務府大醫(yī)請旨準可，才移吏部頒發(fā)符札委任。這樣一來，掌握僧官的實際權力都在內務府中，等于是由皇帝的親自監(jiān)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選任權，便交內督撫決定。至于從雍正親自主持參禪，經(jīng)他自己認可的禪師和尚，有資料可查者，而且經(jīng)他親自派遣，住持江南等名剎，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萬壽寺方丈超鼎、圣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實徹、悟修等十僧，猶如他出家眾中的十大弟子。當然，也等于是他外派視察民情的耳目。在滿漢的大臣中，如張廷玉、鄂爾泰、福彭、允祿、允禮、天申、圓壽，和他自己的兒子寶親王弘歷（乾?。┑劝巳耍扔谑撬略诩冶娭械牡梅ǖ茏?，可倚為治國的左右手。其他有關從他隨緣參學的妃子、宮人、太監(jiān)，當然在他的選佛場中，還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記錄。
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學詞章并不亞于任何一位翰林進士；談禪說道，并不遜于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一般評
論，便只能說雍正猶如漢代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過于忮刻而己。但他對用人之道，卻真能實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則。換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寧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學問好、有品德，如張廷玉等人，始終就給以高位，留置內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確別有才能，如田文鏡、李衛(wèi)等人，便委以重任外放。至于科名循序漸進的人，雖詞章華麗，也只能位任文員，安置在翰林館職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得以坐鎮(zhèn)京畿，背靠漠北的滿蒙，右握西北，左攬東南；西南有事，只
需一個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jīng)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yè)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來說，他確是做到了如《詩經(jīng)》所說：“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了。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來說，他卻落于“靜慮而后能得”的窠臼，對于“親民”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實際，難免自有遺憾之處。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誠說得對：“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庇赫次灰院蟮亩U病，正陷在過于練達而又曲謹?shù)匿鰷u中而不自覺。
也許大家會問：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既然已經(jīng)開悟，又何以只有五十八歲就死了呢？參禪開悟，并非是求仙道的長生。一個人事無巨細，都要事必躬親，晝夜勤力，日里萬機十多年，不累死也會癱瘓的。況且他對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轉身一路工夫，還須求證，并未到家。這是他無法告人、無處可問的關鍵所在。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許將來或可知道謎底吧！

十全老人的乾隆
清朝從雍正以后，接著就是他許為已破禪宗三關的兒子寶親王弘歷，即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即位。事實上，在秦漢以后的歷史上，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活到八十多歲，傳位給兒子嘉慶以后，又以太上皇的身份，仍然還得干政，乾隆的確是絕無僅有的一人。那些相信宿命論的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是“子午卯酉”四正的命，好像很有道理而不盡然的巧合，卻很有趣。
不過，以乾隆一生的際遇來說，他真是得力于父祖的遺蔭。照俗話來說，也可說他靠祖宗有德的結果。從他的祖父康熙立下統(tǒng)一的根基，經(jīng)過他父親雍正的整肅守成，打好財政、經(jīng)濟、吏治的穩(wěn)定基礎后，他在正當青年的時期，稱帝六十年。在他手中，編集了《四庫全書》，對于中國文化做了最大的貢獻。又對明末第三代的遺老遺少們，再舉行一次“博學鴻詞科”，一網(wǎng)收盡遺留有“反清復明”學術思想的漢人讀書分子。從此使清朝的文運，真正做到“銷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臺閣書”的作用。讀書知識分子，考取功名以后，大多數(shù)是浮沉宦海以外，便轉向在文學詞章上爭取文藝的勝出。有關儒家“四書”、“五經(jīng)”的義理之學，只走向如《十三經(jīng)注疏》和《皇清經(jīng)解》等巨著的考證路線上去。少有如宋明那樣的理學和禪宗大師人才輩出，論辯縱橫的情景，似卻產(chǎn)生了學識淵博，考證精詳，文詞華麗，蘊藉風流的人士，如紀昀（曉嵐）、王文治（夢樓）、舒位（立人）、袁枚（子才）、趙翼（甌北）、張問陶（船山）等等一群風流瀟灑的才子。在詩文詞章上的成就，或變更成規(guī)，或注重性靈，但都不免帶有孤臣孽子的潛藏情感。因此，使清代乾隆前后的文學境界，并不亞于中唐的格調，大有特色，值得欣賞。
他自己除了批注歷史，編了一部《御選通鑒輯覽》以外，又作了很多評論歷史的詩。同時把清宮里所收集的歷代名畫，任意在空白處題詩寫字，蓋上“乾隆御寶”的印，自己以為是很藝術，其實是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壯舉。并且命臣工編輯《御制文集》，夸耀白已為“翰林天子”，有意與那些進士狀元出身的文人爭一時的短長。但從乾隆一代的內政來講，實在確是一個升平盛世。所以他在那時所作的春聯(lián)，便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乾坤春浩蕩，文治日光華”，乃至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的現(xiàn)實情況。
因此，他到了晚年，自稱為“十全老人”，并且在讓位授璽（交?。w政給兒子颙琰，改年號為嘉慶的時候，又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比起十全老人更要全了。其實，他所謂的十全，是包括了康熙、雍正前兩代的功業(yè)在內，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并非完全屬于文治。因為由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領土擴張，全國版圖，除元朝以外實為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一朝。東至鄂霍次克海與日本海，朝鮮與庫頁島在內；南至安南、緬甸、暹羅。西邊的阿富汗、吉爾古斯、浩罕，西南的廓爾喀、哲孟雄、不丹，均臣服中國，北與西伯利亞接界。至于乾隆時代自夸的武功，便是曾經(jīng)征服準噶爾、大小金川、廓爾喀各兩次、臣服回部、臺灣、緬甸、安南各一次。以此自弦，便稱為是十全武功。他不像他的父親雍正，或用“寶月居士”的身份而談禪說佛，可是他卻能通藏文，注意藏傳密宗的修持。他曾經(jīng)翻譯藏文黃教主要修法的“閻曼德迦”《十三尊大威德修待儀軌》。據(jù)說嘉慶即位，正當白蓮教作亂。他在太上皇的寧壽宮皇極殿上，手持念珠，跏趺禪坐，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
總之由順治算起，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嘉慶末年一七九九年為止，大清朝的江山已經(jīng)過了百多年的升平歲月，時代即將進入十九世紀。乾、嘉以后，清朝也由盛而衰，整個中國文化，正開始受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后工商業(yè)科技文明、發(fā)明的撞激，不變而變，非變不可了。如果要講中國的近代史或現(xiàn)代史，準確一點，應當從嘉慶時代開端，不是咸（豐）、同（治）時代才開始啊！但我們應該知道，有關“四書”、“五經(jīng)”的文化，尤其是朱注《四書》章句，和明清兩代八股考試文章的結合一體，直到光緒末年才告一段落?？墒侵袊说浆F(xiàn)在，仍然對讀經(jīng)與不讀經(jīng)的爭議，還在喋喋不休。其實，讀“四書”、“五經(jīng)”是為了知道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根本來源，它和國家的興衰成敗，以及國運的強盛富有，不能混為一談。事在人為，不是事在書為啊！傳統(tǒng)文化的詩書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為害了詩書的精義而已。
清朝由嘉慶開始，匆匆百年之間，經(jīng)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乃至宣統(tǒng)，這六七位愛新覺羅后代的職業(yè)皇帝，都是卑卑不足言，何足論哉！況且地球世界的人類文化在變。中國和所有東方國土的文明，正如“白日依山盡”，“朝陽西海升”的情況。隨著而來的，中國即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紊亂和刺激之中?，F(xiàn)在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后，十七世紀開始，怎樣漸次興起，怎樣逐步東來，影響我們今天的情形，扼要作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