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移情對兒童攻擊性行為的影響

    攻擊行為(aggressive  behavior)通常被定義為有意傷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行為。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在國外引起廣泛關注的有關學校情景中兒童之間的欺侮行為就是一種典型的攻擊行為[1]。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關于攻擊性行為的研究中，人們認識到兒童攻擊性的發(fā)展受多種因素的制約。8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強調生物因素和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象弗洛以德的攻擊本能理論，道拉德的挫折——攻擊理論。80年代以后，以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為引發(fā)點，有關個體認知對攻擊性行為發(fā)展的影響日趨受到重視。眾多心理學家如dodge,,parke,slaby等，紛紛從社會認知的角度運用信息加工理論、歸因理論以及決策理論等對兒童攻擊行為的產生、發(fā)展及維持機制諸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并取是了豐碩成果。
一、攻擊行為的認知研究取向
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嘗試建構更為完善的社會認知模型以推動攻擊性研究的發(fā)展。攻擊的社會認知模型有如下幾項重要任務：(1)鑒別兒童攻擊行為的內部中介因素（如內隱的結構原則、社會判斷、歸因）；(2)解釋認知中介過程是如何調節(jié)、制約個體的攻擊反應的（如社會線索的編碼和解釋，信息匹配，尋找反應，執(zhí)行行為反應）；(3)說明兒童攻擊行為中所表現出的年齡差異和個體差異與特定的起中介作用的認知模式和認知能力間的關系（如對他人行為動機的選擇判斷，不同情境下對他人行為動機的穩(wěn)定歸因）；(4)說明特定的中介模式是如何導致個體攻擊行為在不同情境下的相對一致性和不同時間里的相對穩(wěn)定性的（如目標確定，自我調整策略等）。

社會認知模型的建構得益于多種研究領域的早期工作，包括bandura的自我調節(jié)機制，flavell的認知發(fā)展理論，goldfried和d'zurilla的問題解決模型，mefall的社會技能規(guī)劃，walter和parke的社會判斷觀等。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應屬k.a.dodge的社會信息加工模型和k.h.rubin的社會問題解決模型。前者將兒童從面臨某一社會線索到做出攻擊性反應的加工過程分為“評價—解釋—尋找反應—決定反應—做出反應”五個步驟[7]；后者將兒童的社會問題解決能力分為個體行為水平、社會效果水平和行為序列水平三個層次，試圖從認知能力或信息加工能力方面探討兒童攻擊發(fā)生的原因。其基本觀點是：高攻擊性兒童之所以攻擊他人或采用攻擊的方式來處理人際問題，是因為他對環(huán)境信息的認知加工存在偏差，或者是由于社會認知能力和社交技能的低下造成的。dodge[8]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高攻擊性兒童更多地傾向于將他人的意圖進行敵意歸因，并據此做出攻擊性反應。毫無疑問，一個有意于控制攻擊性行為的研究者必須明白，為了加強對攻擊性抑制的可能，提高個體的認知水平是至關重要的。taylor及其同事已經證明，突出非攻擊性線索的特征可以有效地抑制攻擊行為。而在某些情形下，當個體知道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攻擊或得到攻擊者的道歉時，其攻擊性就會降低。[4]同樣的，強化反省思維或降低自動反應的條件也可以提高認知功能從而減少攻擊性。很簡單地，在做出反應前迫使自己從1數到10也可以增加進入高認知水平的機會。但這些做法一般僅能獲得短時效應。最近有關兒童欺侮行為的研究發(fā)現，一些喜歡欺侮他人的兒童在“心理能力”上得分較高，他們能較好地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后果，但卻喜歡給別人造成痛苦，即缺乏移情能力，這種具有較高的認知能力但卻缺乏移情能力的現象被稱為“冷認知”(cold  cog nition)[11]。對于此類攻擊者的最好調控方式莫過于提高他們的移情能力，或者說促使個體的思維轉向移情過程，而且移情過程的重復具有長期效應。所以探索移情對攻擊性的抑制作用正是今日研究者的追求目標。
二、移情對攻擊性行為具有認知和情感的雙重抑制作用
關于移情(empathy)，國內外的諸多研究更偏重于它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認為它是親社會行為的源泉。但也有人著手探究移情與攻擊性行為間的關系，并得出了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二者是呈逆反關系的。feshbach發(fā)現6-7歲兒童中，移情得分較低的比移情得分較高的表現有更多的攻擊性[3]。huckabay和mehrabian  &epstein揭示了攻擊性與低移情間的高相關關系。burka  &  glenwick和kurdek也發(fā)現了稱情的兩個成份——角色采擇和觀點采擇與攻擊行為、偏離行為間的逆反關系。eisenberg和miller[6]指出移情能降低侵犯等反社會行為。
所謂移情即個體由真實或想象中的他人的情緒情感狀態(tài)引起的并與之一致性的情緒情感體驗，是一種替代性情緒情感反應的能力。davis[9]在一篇介紹各種移情測量和操縱的文章中界定了移情的四種成份，其中兩個就是我們最常提到的觀點采擇和移情關懷。觀點采擇(perspective-taking)即“一個人能采擇他人觀點的能力”，是移情的認知成份，表現為兒童判斷他人的動機、社會觀點并表現出相應行為的能力；移情關懷(empathy  concerning)是“以他人為導向的同情感和能考慮他人不幸的能力”，是移情的情感成份。
那么移情是怎樣影響情緒性攻擊或憤怒、工具性攻擊，抑制攻擊驅力的呢？
首先來看移情對情緒性攻擊的作用過程。移情無疑會影響憤怒的先前狀態(tài)，如挫折情緒，受拒斥感或不公平感。具有移情特質的人由于能較好理解他人觀點因而曲解他人行為的可能性就小，也就不容易被激怒。事實亦如此，高移情兒童，由于他們情緒表征不同于低移情兒童，因而他們體驗的憤怒程度往往低于低移情兒童。另有報告說明，在同樣的憤怒情境中，移情組男孩的情緒行為表現較為平靜。數據統計也表明，由于受到更多的情緒控制，移情性兒童在社會互動中較少表現出憤怒。也就是說，移情性兒童是在情緒性攻擊反應出現之前利用了移情的抑制作用從而減少其憤怒情緒的。
移情對工具性攻擊或敵意性攻擊同樣具有抑制作用。對此，既有實驗證明亦有理論依據。實驗結果表明，移情促發(fā)的行為與攻擊行為是不相容的。比如在對一系列關于利他、分享、慷慨等行為的調查研究中，移情被證明為是兒童做出此類行為的關鍵中介因素。feshbach[3]認為，攻擊行為具有較多的敵意，容易造成冤冤相報的局面，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同情和關注他人能力的途徑，因為個體的積極反應往往會被憤怒和狂亂所壓倒。年齡較長兒童比幼兒更容易表現出攻擊與親社會行為的不相容現象；男孩與女孩相比也是如此。簡單地說，一個能夠考慮他人及具有理解他人需要和情感的移情能力的個體可以成功地抑制攻擊性，并因此促進親社會行為。從理論上看，移情亦被認為是攻擊的抑制因素。攻擊行為會引起受傷害者的痛苦和悲傷。如果攻擊行為的始作俑者是一個移情性男孩，那么看到對方的痛苦和悲傷就會誘發(fā)他的傷感情緒反應，于是，這種替代性的移情情緒反應就導致了個體攻擊性的降低。olweus(1993)對挪威和瑞典中小學兒童欺侮行為的研究表明，在中小學，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間的欺侮和被欺侮率呈下降趨勢。ahm

ad  y和smith  p.k(1993)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逐漸社會化，他們比以前更清楚什么行為是可接受的，而且更能體會到別人被欺侮的感情[11]。
feshbach[3]的移情三成份模型進一步解釋了移情對攻擊性行為的抑制作用。feshbach[3]認為，移情包括兩種認知成分和一種情感成份：認知成份是辨別命名他人情感狀態(tài)的能力及采擇他人觀點的能力；情感成份是指情緒反應能力。移情就是一種特殊的觀點采擇，是兒童在覺察他人情緒反應時所體驗到的與他人共有的情緒反應，它是三種成份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是辨別他人情緒情感狀態(tài)的能力。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若要對另一個人的情緒反應產生移情，此人必須能夠從不同人的不同情緒狀態(tài)中區(qū)分和辨認出相關的情感線索。其次要具備更復雜的認知技能，即依據獲得的情感線索推測他人的內部情感狀態(tài)，尤其是建立在采擇他人觀點基礎上的對他人內部情感狀態(tài)的推測。二者均屬移情的認知成份。第三就是情緒情感的反應能力，也就是觀察者產生與被觀察者類似的情感體驗的能力。我們平常使用的概念通常就包括這兩種意思。也就是說，在刺激事件與個體行為反應之間存在著“情感和認知”兩種密不可分的中介因素。如果兒童具備良好的認知能力，則他們就能比較準確的采擇他人觀點，避免沖突，減少誤會，并促進合作；另一方面，如果因看到攻擊所產生的傷害而引起攻擊者的移情痛苦，則兒童亦能較好地處理喚起攻擊的情境，抑制將來對他人的侵犯行為。
三、移情的抑制作用受個體喚醒狀態(tài)的影響
rose和feshbach[3]指出，盡管有諸多證據表明在移情與攻擊性行為間有逆反關系，這種關系卻并非不變的重復。miller和eisenberg[6]通過元分析結果說明了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關系是存在的，而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關系是不存在的。譬如當移情作為一種相似的操作或作為觀察定勢時就不會對攻擊行為產生影響。當然更重要的影響移情抑制作用的是個體的認知狀況。
有證據表明，引起攻擊行為的認知缺失狀態(tài)可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其中之一就是個體的情緒狀態(tài)。zillmann[5]通過實驗發(fā)現，在高度喚醒狀態(tài)下，所有知道其面臨局勢可以用其他方式緩和的被試與不知道這一形勢的被試均會對耙目標的攻擊行為實施較多的報復。而在低喚醒狀態(tài)下，知道形勢可以緩和的被試比不知道這種形勢的被試采用的攻擊性反應要少得多。在高喚醒狀態(tài)下，被試明顯地表現出無暇顧及形勢可以緩和的事實，而徑直付諸于激烈的行為反應?？梢哉f是高喚醒狀態(tài)破壞了移情過程而使個體產生認知缺失并進而引發(fā)攻擊性反應的。為更形象地描繪認知抑制和喚醒水平的關系，zillman提出了一個“行為導向的雙重系統模型”，如下圖：
附圖
圖1行為導向的雙重系統模型
曲線a-f顯示了通過學習獲得的反應導向的假定有效范圍（學習形式有強化、回避訓練和刺激控制）。曲線b-e顯示了通過認知調節(jié)獲得的反應導向的假定有效范圍。敵意性和攻擊行為的認知導向主要在c-d區(qū)域內。d-f區(qū)域構成沖動性敵意和攻擊的主要領地，a-c區(qū)域構成了此類沖動行為的第二領地[5]。
在探討認知—喚醒模型與攻擊性行為的相互作用過程中，zillmann[5]總結性地指出，在攻擊行為過程中，與高喚醒水平相聯結的認知錯亂將降低抑制攻擊性行為的可能。攻擊行為是一種已經形成的行為習慣，因此個體的認知抑制一旦受到破壞，個體就會訴諸于攻擊。這里的抑制性認知主要指對攻擊性所帶來的消極后果的認知，如社會輿論的譴責，受傷害者的報復性攻擊等。因此z illmann聲明，“抑制性認知是一種復雜的認知操作，當個體的喚醒程度增加時，就極有可能導致操作失敗?！?span lang="EN-US">
先前的有關移情與身體攻擊的實驗研究也證明了這一結論。baron和green在實驗中以耙目標所遭受的痛苦反應為指標對移情進行操縱。結果發(fā)現，來自受傷害者的痛苦線索會降低個體攻擊性，但這僅僅是在沒有威脅的互動情境中。如果被試已被激怒，則對方的痛苦表現不會降低其攻擊強度。移情作為攻擊的抑制因素只有在中等喚醒程度時最具有影響力。當個體處于極高或極低的喚醒狀態(tài)時，移情就不能發(fā)揮其對攻擊性行為的抑制作用。當然不同個體的移情水平是不一樣的，因而對攻擊性抑制作用的大小也不一樣。deborah  r.richardson[1]等的實驗證明了移情水平高的個體在同樣的喚醒情境中要比移情水平低的個體保持著較高的認知功能，表現有更強的對攻擊性行為的抑制性。
綜上所述，移情作為抑制攻擊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喚醒狀態(tài)作為誘發(fā)攻擊性行為的重要因素，兩者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存在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的內涵表現為，喚醒狀態(tài)會破壞移情的抑制功能，而高移情水平則能適當降低喚醒程度。
四、移情訓練
chandler和chandler,greens,pan  &  barenboim報告說，犯罪少年與情感錯亂男孩、攻擊性男孩在觀點采擇能力上表現有明顯的缺陷，而通過觀點采擇能力的訓練可以減少他們的偏離行為。這是因為擁有觀點采擇特質的個體能夠在威脅情形下保持較高水平的認知能力，并進而強化了攻擊性抑制的可能。richardson[1]利用實驗論證了個體可以通過觀點采擇指令即實驗中的移情操作來實現觀點采擇。這樣，不論是特質移情還是通過觀點采擇指令產生的高移情水平都會加強攻擊性抑制，降低攻擊性反應。這正是我們實施移情訓練程序的依據。
feshbach[3]所完善的一個移情訓練程序是以他的移情三成份模型為基礎的。他認為移情本身具有多項功能，可以加深個體的自我了解；提高兒童的社會理解力；使個體具有更強的情感反應力，更豐富的同情心；促使個體表現出更多的關懷行為；強化兒童的交流技能，密切認知、情感和人際行為的關系。最后一項對抑制攻擊性行為最有針對性。
zillmann[5]也認為，攻擊性的降低可以通過雙方的觀點交流而實現，他說：“攻擊性沖突的最好解決途徑是，一個人明白了對方的痛苦，一個人看到了另一個人觀念中的善念，對方的目標是合法的，行為是合理的”。那么訓練兒童利用積極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以扼制其消極的攻擊性策略的實施無疑是可行的。feshbach就是通過對兒童的三項移情能力分別予以訓練來實現提高其移情水平這一目標的。
首先是增強兒童的情緒情感確認能力，feshbach建議多多給予兒童辨別人物表情的機會，如通過不同表情的“臉譜圖”訓練[13]。其次是增強兒童采擇他人觀點的能力，向兒童講述一系列故事并讓兒童回答故事中人物的感覺，或者讓兒童設想不同人的偏好及可能行為。如“情景描繪”，設置某種被攻擊的情景，然后對被攻擊者的傷害情景予以渲染式的描繪，從而讓攻擊者目睹攻擊情景，體會被攻擊者被傷害所造成的痛苦，喚起他們的痛苦情緒，從而讓攻擊者在思想上形成“傷害他人不對”的觀念，形成貶低攻擊行為的價值觀，在心理上產生施行攻擊行為的內疚感，以此來抑制自己的攻擊行為[16]。最后是增加兒童的情感反應能力，有目的的組織多種游戲活動，讓兒童在游戲中扮演不同角色即角色扮演法。設置某種攻擊情境，讓攻擊者扮演被攻擊者，使其親身體驗被

攻擊時的恐懼、痛苦、厭惡和憤怒等心理感受。一個攻擊者當他真正體驗到被攻擊的痛苦滋味，再對別人施以攻擊時，原來體驗過的被攻擊的痛苦等心理反應就會重現，這時他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抑制自己的攻擊行為。在游戲結束后要求他們對故事情節(jié)進行討論以確定所扮演角色情感的準確性[16]。
正如feshbach[3]所稱的，“我們目前的一個主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如何降低、糾正或控制兒童的攻擊和暴力行為，……毫不意外，我們選擇了移情作為重要的調節(jié)策略?！?span lang="EN-US">
【參考文獻】
[1]deborah  r.richardson  et  al..empathy  as  a  cognitive  inhibitor  of  interpersonal  aggression  [j].aggressive  behavior,1994,vol,20,275-289.
[2]hammock  gs.richardson  dr.predictors  of  provoked  and  unprovokedaggressive  behavior[j].aggressive  behavior,1992,18:219-229.
[3]rose  am,feshbach  nd.empathy  and  aggression  revisited:the  effects  of  context[j].aggressive  behavior,1991,17[abstract]:93-94.
[4]ohbuchi  k,kameda  m.agarie  n.apology  as  aggression  control:its  role  in  mediating  appraisal  of  and  response  to  harm[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6:219-227.
[5]zillmann  d.cognition-excitation  interdependencies  in  aggressive  behavior[j].aggressive&

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