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他們推向了犯罪深淵

　　——關(guān)注未成年人犯罪系列報道之二

　　半月談記者 高遠至

　　近年來，我國從政府到社區(qū)，從學校到家庭都把預防未成年犯罪工作擺到了重要議事日程，為什么未成年犯罪的形勢依然這么嚴峻？

　　新華社記者喬云華通過深入采訪120多名少年犯認為，許多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是品質(zhì)問題，而是心理和能力問題。

　　欲望強烈：我要，現(xiàn)在就要

　　兩個孩子，到一個同學家做客，看到同學家的別墅、地毯、高級音響……就決定綁架這個同學。兩天后，他們把這個同學騙到一個山上，用繩子將他勒死，然后給他家里打電話，要70萬元錢。同學臨死時苦苦哀求他們：你們別弄死我，我讓我爸爸給你們錢，不要說70萬，170萬都可以。兩個孩子卻說：不弄死你，誰肯給錢？在未管所，其中一個叫吳欣的少年犯講述了當時的心態(tài)：“勒死他的時候，我好像看到70萬塊錢向我眼前飄來了。”

　　喬云華問：“70萬，你們要這么多錢干什么？”

　　“70萬兩個人分，每人只有35萬，也不多?！?/span>

　　“多少錢算多？用它做什么？”

　　“300萬。弄到這些錢后，我就先躺在這些錢上睡一夜，第二天再買他(指被害者)家那樣的一棟別墅。我原以為那樣的別墅要30萬，后來聽說是300萬?！?/span>

　　“像吳欣一樣，要滿足欲望，且現(xiàn)在就要滿足，是少年犯的一個通病。撩開這種病象，可以看到他們精神的迷茫、心靈的空虛。”喬云華分析說。

　　“當今社會物質(zhì)不貧乏，精神食糧也很豐富，電視、網(wǎng)絡(luò)、圖書、報紙等隨手可得，他們的精神怎么會迷茫、空虛？”本刊記者問道。

　　“精神迷茫、空虛，誰都會有。成年人的迷茫、空虛多表現(xiàn)為生活目標喪失。少年犯就不同了，他們表現(xiàn)出的往往是生活目標錯位，這種錯位不是與自身的追求錯位，而是與老師、父母的要求錯位，進而引發(fā)痛苦、失望、空虛乃至扭曲?！眴淘迫A說，打開任何一個少年犯的心扉，都能聽到這種痛苦的心聲。

　　吳欣從小喜歡畫畫，長大了想做一個室內(nèi)裝修設(shè)計師，為此喜歡逛新開業(yè)的商場，看新裝修好的住宅，還從網(wǎng)上下載了足有兩尺高的裝修設(shè)計資料。但父母和老師都認為他“不務(wù)正業(yè)”。有一次，因去聽一個設(shè)計師講課逃學，父親知道后，一腳就把他踹倒了。隨后，爸爸哭著說：“我在外面沒日沒夜地干，圖啥？你一點都不爭氣?！睕]過一會兒，爸爸就躺在沙發(fā)上睡著了。他知道爸爸太累了，爸爸是個建筑工，因工地出了點問題，3天沒回家。他斜著眼一看，爸爸腿上全是泥灰，頭發(fā)也不知從何時起變得像泥灰一樣白。他哭了，發(fā)誓一定不要爸爸再傷心，要“務(wù)正業(yè)”，好好學習。

　　為認真聽課，他困了曾用針扎自己；因一兩個小時做不出題，氣得往墻上撞頭，甚至想砍掉自己的手；為了考個好分數(shù)還去算卦、燒香……能用的辦法都用了，但成績還是沒有多大起色。此后，他徹底泄氣了，做著“和尚”也不“撞鐘”了。有一次校長去他們班聽課，坐在他旁邊。他默念：不要睡、不要睡……可是老師講的他實在聽不懂，還是睡著了。校長下課后問他：我坐在你旁邊，你怎么都敢睡？吳欣說，我實在很困，你跟我爸爸說，我寧可跟著他到工地上背水泥，也不上學了。

　　吳欣不是特例。在喬云華采訪的120多名少年犯中，有一多半都曾有過美麗的幻想，并曾為實現(xiàn)這些目標，付出過努力。即便在進來后，一些人還懷抱美好理想：有的喜歡寵物，想開個寵物店；有的癡迷服裝設(shè)計，想做服裝設(shè)計師……但他們心中的這些“種子”還沒等生根、發(fā)芽，就被碾碎了。他們都像吳欣一樣，慢慢陷入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厭學、逃學、上網(wǎng)、更加厭學……以至去搶劫、殺人。

　　法律意識：高壓線——不帶電？

　　當今一些青少年對金錢、性的欲望很強烈，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nèi)狈Ψ傻木次?。一些少年犯跟喬云華形象地比喻說：“法律確實是高壓線，但我們確實以為它不帶電?！?/span>

　　17歲的白楊，強奸過兩個女性，一個是40多歲的出租車司機，一個是13歲的少女。他強奸那個少女時，因被少女咬了一口，便頓生殺機，把她掐死埋掉。喬云華問他：“你強奸、殺人時就不知道要受到法律懲罰？不害怕？”

　　“那時只想快樂一下，沒想那么多?！?/span>

　　“法律是什么？或者說像什么？”

　　“沒想過。”

　　偵辦此案的刑警說，白楊對法律毫無敬畏心理，而現(xiàn)在像白楊一樣的青少年越來越多，這是當今青少年犯罪手段越來越殘暴的一個重要原因。

　　追蹤白楊對法律缺乏敬畏心理的原因，喬云華概括為兩點：一是家庭問題，一是學校問題。

　　白楊出生在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爸爸搞企業(yè)，媽媽是醫(yī)生，對他很溺愛。他小時，把一個同學打傷后，被警察帶進了派出所。一看到桌子上放的銬子、墻上掛的警棍，他嚇哭了。警察問明他打同學的情況后，通知了他父母。他記得很清楚，警察放他走時，特意對他爸爸說：“回家后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這么小打架下手就這么狠，再大了還不得出人命？”結(jié)果，爸爸在回家路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以后打人手輕些”。

　　此后，隨著爸爸的企業(yè)越做越大，朋友越來越多，按白楊的話說就是“每次我打了架，爸爸就拿著錢過去，有時他連面兒都不用出，他的一些朋友就給擺平了”。白楊強奸女出租車司機一事，就是靠幾個“叔叔”擺平，賠錢了事的。正因為這樣，他才敢再犯，以至于奸殺少女。

　　如果說家庭溺愛、司法機關(guān)執(zhí)法不公是導致白楊對法律失去敬畏心理的禍首，那么作為教育者的學校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你在學校接受過法制教育嗎？”喬云華問白楊。

　　“聽過一個派出所所長作報告?！?/span>

　　“對你有什么影響？”

　　“他講了許多案子，不過那時總感覺犯罪是別人的事，法律離自己很遙遠?！?/span>

　　“除此之外呢？例如班會、老師講課時是否會對你們進行法制教育？”

　　面對喬云華提出的這個問題，白楊努力想了很久，最終還是搖了搖頭。為了解目前學校的法制教育情況，喬云華趕到了白楊先前就讀的學校。

　　喬云華趕到學校時，恰好遇到學校在處理一起學生群毆事件。一位老師坦言：“現(xiàn)在出事的學生多，老師對學生教育也沒過去那個耐心了。過去為教育一個學生，可以給他講一個小時，甚至一星期連續(xù)找他談話?，F(xiàn)在對20個出事的學生，訓話也不會超過一個小時，訓完了，不是讓他們寫檢查，就是請家長。我們知道這樣做效果不太好，但也沒別的辦法，教學壓力太大了?！?/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