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吳堡縣是陜北的一個窮縣。伴隨王進東、宋愛偉等14名吳堡縣青年長大的，是窯洞、黃河和吃不完的土豆。

　　當然還有一樣東西，不僅伴隨他們，也伴隨著這個國家的每個人。無論是去鄰近的綏德縣城上高中，還是去省會西安讀大學，這些青年從未孤身上路，緊跟著的是一個隨歲月變遷逐漸加厚的牛皮紙袋，紙袋里的文件記錄著在校表現、學習成績、獎懲記錄、學籍卡……那是他們的檔案。

　　從榆林學院大專畢業(yè)后，在家待業(yè)一年的王進東于2007年6月終于得到機會，能去榆林市天然氣化工有限公司工作。他父親興高采烈地拿著吳堡縣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的檔案保管卡前去申請調檔，卻得到“檔案丟了”的回復。

　　接下來，跟王進東的工作一起跑了的，還有在榆林等著和他團聚的女友。

　　在此后的3個多月間，因工作需要調檔或聞訊趕來查檔的另外13個人，均被告知檔案已丟失。

　　這一事件，綿延兩年，荒誕的余音至今繞梁。其背后，是混亂的基層檔案管理、缺位的檔案相關法規(guī)，和官民間深深的罅隙。

　　來之不易的大學生身份，有可能與檔案一同丟了

　　王進東揣著“那個”令他興奮的牛皮紙袋踏上歸途。那是2006年7月，畢業(yè)的日子。

　　按照吳堡縣當地規(guī)定，沒有在畢業(yè)前成功就業(yè)的畢業(yè)生，如果由學校派遣回吳堡縣人事和勞動社會保障局報到，并將其個人檔案交由吳堡縣人才交流服務中心代管，則可優(yōu)先參加吳堡縣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的招考。

　　一路上，王進東捉摸著，不知道這么個厚袋子里究竟裝了些什么。袋子的背后，有學校檔案室貼上的封條和加蓋的紅章。4個多小時的顛簸，剛畢業(yè)的年輕人強忍著“特別想打開看看”的好奇心回到家中，將檔案交給父親。

　　第二天，王父將檔案送到了縣人才交流中心，付上120元保管費，換來一張發(fā)票和一張人才檔案保管卡。

　　兩張紙沉睡了近一年，誰也沒把這件事惦記在心上。即便在得知檔案丟失的當口，24歲的王進東還輕松地勸父親：“丟了就丟了唄，又不是什么大事兒，補一份不就得了。”

　　就在兩個月后，王進東的同班同學王勇應聘吳堡縣農村信用聯社的文秘辦公職位，被要求提供人事檔案以審核其報名資格。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王勇發(fā)現，在縣人才中心保管了一年的檔案不翼而飛，考試機會隨之付諸東流。

　　王進東仍然沒有感受到危機。

　　一開學，他就回到學校，用100元得到了學籍卡、成績單等的復印件。學校替他在這些復印件上蓋了個“效力等同原件”的藍色圖章，又再加蓋了一個榆林學院的紅章。

　　有了這些證明，連同學校的畢業(yè)證，王進東相信自己的身份不會被任何人懷疑。

　　補齊學校檔案后，王進東便和幾個同學一起準備報考榆林市綜合執(zhí)法大隊的崗位。報名時，所有人都被要求提供身份證、戶口本、報到證和檔案保存卡以驗明正身。由于報到證原件已和檔案一同丟失，王進東用加蓋縣人事局紅章的復印件好說歹說才報上了名。

　　接受報名，對方也有條件——隨時提檔驗明原件。

　　本不知檔案為何物的年輕人，就是在這個時候突然意識到，“沒有這東西不行”。

　　與王進東不同，畢業(yè)于西安航空學院的宋愛偉從很早就深知檔案的重要性。

　　在班里，他是班長兼生活委員。畢業(yè)前，他和其他班干部被一次次召集起來開會，要求向同學們宣傳如何保管檔案。學校告訴干部們，往屆就有不慎遺失檔案導致無法參加工作的學生。學校沒有宣傳的是，在中組部《關于流動人員人事檔案管理暫行規(guī)定》中明確列出，流動人員人事檔案轉遞，不得“交流動人員本人自帶”。

　　逢有準備返回原籍的同學上路，宋愛偉從不忘提醒一句“千萬不要弄丟檔案”。

　　離校前，盡責的班長也提出了自己的檔案。坐了一宿的車回到吳堡，宋愛偉“第一時間”將檔案送至人才中心。

　　得知王勇和王進東的檔案丟失后，宋愛偉也擔心起來。宋父火速前往人才中心查檔后，擔心成為現實。

　　雞犬相聞的縣城里，恐懼瞬間爆發(fā)，父母們紛紛涌至人才中心要求查檔。一個多月后，縣人才中心查明，包括王進東、王勇、宋愛偉等在內的14名大學畢業(yè)生檔案被不慎遺失。

　　王勇、王進東的求職遭遇和宋愛偉聽來的故事也在加深眾人的焦慮。

　　王進東的爸爸瞞著兒子，拿著學校里補來的文件跑去縣城的幾家單位。

　　“這玩意兒沒用。”沒過幾天，父親鄭重其事地將兒子招到面前，“人家要的都是原件。”

　　王進東急了。他開始咨詢在校期間的班主任和管檔案的老師。老師們告訴他，沒有這一包檔案，將來別想當公務員，連事業(yè)單位都進不了，評職稱也有困難。

　　答案猶如當頭一棒。讀了15年書，農民的兒子王進東最想在縣城謀個職位，既方便照顧父母，也改變了當農民的命運。

　　“如果四處打工，那和初中就輟學，早早娶了媳婦的人有什么兩樣？”

　　樂觀的王進東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命題：他來之不易的大學生身份，有可能與檔案一同丟了。

　　猜忌與戒備在雙方間蔓延

　　縣里甚至說不出檔案是什么時候被弄丟的。印象里，這個安安穩(wěn)穩(wěn)的人才中心僅有過一次搬遷，那是在2006年10月，從原來辦公的一樓搬到二樓。搬家時，辦公室叫了幾個民工做幫手。

　　“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掉了一捆，指不定被拿去廢品站賣了?！眳潜たh常務副縣長常少海推測。

　　縣里于2007年10月10日決定成立專門的4人補檔小組，前往14名青年的畢業(yè)院校補辦檔案。年底，縣里從各個學校集齊了他們在校時期各項記錄的復印件。

　　原始的傳話方式卻比補檔速度要快得多。從王進東爸爸那兒，許多父母早已得到了“復印件再蓋章也沒用”的消息。

　　王進東也不愿意接受縣人事局補辦的檔案。在他的記憶里，原來的檔案袋“總有一兩公分厚”，現在的檔案不過薄薄幾張紙，紙上甚至沒有榆林學院的公章，只新加了“與原件相符”的簽字和縣人事局的圖章，“還不如我自己補回來的呢！”

　　宋愛偉的經歷則更印證了人們的焦慮。2008年2月，畢業(yè)后一直在干汽車銷售的他，得到了一個去榆林市環(huán)境保護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的機會。但最終，由于檔案不全，宋愛偉未能獲得正式編制，僅能以臨時聘用的形式參加工作，每月收入不足千元。

　　“我們就要原來的檔案！”一撥撥憤怒的家長沖往常少海的辦公室。計劃經濟時代的經驗使家長們相信，在這個嚴禁私自開啟的紙袋里，除了大學記錄，還有孩子們自中學以來的所有社會關系和評價，這一下，“10年的東西都沒了！”

　　爭執(zhí)中，常少海的杯子被碰翻，水潑了滿桌，杯子也磕破一個角。

　　“我們不是故意弄丟娃娃們的檔案，就像你們不是故意摔壞我的杯子。”常少海性子急，脫口而出，“但現在杯子破了，我讓你們再給我一個原來的杯子，可能嗎？”

　　原始的傳話方式的破壞力，也比磕破一個杯子大得多。“?？h長說，‘水倒了，杯子也爛了，還能怎樣？’”

　　憤怒迅速膨脹。最急迫的時候，十幾個家長甚至在縣政府打地鋪睡覺。補檔不得不重來一次。

　　為了讓所補檔案看起來更像原件，縣人事局重回各個院校，請求提供學籍卡原件并將其補入檔案。剩下的如畢業(yè)生個人情況登記表、實習鑒定等，則由學校提供空白表格，重新填寫后蓋章。

　　這一次的補檔理應皆大歡喜，結果卻事與愿違。

　　記者翻閱了吳堡縣人事局提供的11份補錄檔案并比對后發(fā)現，以王進東為例，學籍卡確為原件，但其畢業(yè)生個人情況登記表上的字跡與學籍卡有較大不同。對此，王進東表示，此次補填檔案事先沒有征詢其本人意見，表格并非由他填寫，這樣的檔案“和造假沒什么兩樣”。

　　丟失檔案時任人才中心主任、現已升遷為縣人事局局長的慕建榮則解釋，部分青年和家長已經對補檔案產生了抵觸情緒，不愿配合填寫表格，無奈之下，“只能找人按照原來的內容抄一遍”。

　　而另一名女生宋艷的實習鑒定表格，除姓名和學校的紅圖章外，一片空白。

　　猜忌與戒備在雙方間蔓延。王進東找到電視臺記者冒充表哥陪他到人事局?！拔冶砀鐜臀医榻B了個工作，想先看看檔案，如果檔案符合規(guī)定，就直接調走?！?/span>

　　字跡上的明顯差異使來者皺眉，王進東的心也跟著涼了半截兒。

　　“縣里補的檔案根本不可能有用。”家長們堅信。

　　對此，縣里也有實例證明所補檔案真實有效。2008年年初，兩名檔案丟失的青年通過考試，一名被錄用到縣組織部接受分配，另一名則進入縣級事業(yè)單位。兩人的檔案都已被調至現工作單位，未出現任何問題。

　　新的疑問很快被提出。由于兩人的父母恰好皆供職于縣政府部門或事業(yè)單位，剩下的人們認定，這兩份檔案之所以有用，不過是“自己人說了算”。

　　丟失檔案的家庭分裂為“農民”和“有關系”兩大陣營，前者指責后者“自己的事情有辦法解決就不吭聲了”。

　　檔案，將來一定死抱著不放

　　常少海承認，14份檔案的丟失的確是政府有錯在先。但“已經想盡一切辦法補救”的他始終不明白，為何這件事會在一次次互不信任的調解下發(fā)酵至今。

　　2009年年初，縣人事局又抱著14份檔案去了西安，并于4月2日拿到了14份由陜西省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出具的《人事檔案鑒定書》。

　　鑒定書上，有大紅圖章，還有防偽標簽。慕建榮覺得，自己已經“做到頭了”。

　　沒有人知道檔案丟失應該怎樣補，沒有相關法規(guī)和指導意見。迄今，只有珠海、哈爾濱等零星城市制定了自己的檔案丟失補辦“辦法”，手續(xù)繁瑣、限制頗多。

　　常少海覺得，兩年間，自己實在被這些檔案“折騰得夠嗆”。原本希望調去教育局工作的慕建榮，也因為檔案的事情沒有妥善處理好，繼續(xù)留在人事局。

　　和政府相關人員一樣被折騰了兩年的青年們，卻已經不再去想補辦檔案，以及與檔案聯系在一起的“公務員”、“事業(yè)單位”或是“職稱”。

　　如今的王進東在縣里一處工地上修路。那里包吃包住，盡管洗澡要走上幾里地去黃河里洗，干的活也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力氣活，但每天60元收入都可以攢起來。工地離家雖然有點距離，但回來畢竟方便，一到家，媽媽會給“東東”端上一碗傳統(tǒng)的面食“抿挾”。

　　這比在榆林工作，收入僅夠溫飽的宋愛偉要強得多。

　　縣里多次表示，對于丟失檔案的青年，免除所補檔案的一切保管費用，并“隨時歡迎他們下到基層工作”。

　　但丟失的信任難以補回。“我還有個女兒在讀書，將來檔案一定死抱著不放?！边@是一個家長的話，或許能代表許多家長。

　　始終被家長逼迫“交出原來的檔案，不然就拼個你死我活”的常少海，一邊指責對方純屬無理取鬧，一邊也很無奈，“政府的公信力差了，現在說什么，他們都不相信?！?/span>

　　辛辛苦苦去西安辦出的鑒定書，家長們不屑看上一眼。鑒定書被悄悄塞入每份補辦檔案的牛皮紙袋中，再放回檔案柜。放柜子的辦公室和人事局其他的辦公室看上去沒什么兩樣，瑟縮在二樓走廊的盡頭。走廊上，墻面起殼、綠漆斑駁。一切與規(guī)定中“防火、防潮的專用檔案庫房”相去甚遠。

　　曾經為檔案奔走的女生宋艷就快嫁人了。未婚夫在縣公安局工作，宋艷也能去交警隊當個協(xié)警，盡管沒有編制。三年前，她在畢業(yè)生個人情況登記表的就業(yè)意向一欄里端端正正地寫上“事業(yè)單位”，如今，那一片空白的實習鑒定已沒有補齊的意義。

　　開著從朋友那兒借來的小車，王進東仿佛也恢復了以往的粗線條。

　　“我想通了，等攢了點錢，再貸個款，我就去做生意?！北M管與父親的期望大相徑庭，王進東仍豁達地寬慰老爸：“都一樣，有錢就行?！?/span>

　　小車的卡帶機里是一盤已經走音的磁帶。

　　“我并沒有醉，我只是心兒碎?！?/span>王進東跟著唱

http://news.sina.com.cn/s/2009-08-05/1044183693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