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卡連柯指出：“凡是必須使用懲罰的地方，凡是使用懲罰能夠有益處的地方，老師就應當使用懲罰。無論哪一個教師，都不應矯揉造作地說我是圣人，不使用懲罰”。成長時期的學生，尚未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做錯事、說錯話，甚至犯下驚人的錯誤，都在所難免的。懲罰教育的缺失，將會讓正在成長的孩子是非不分，對錯不明，自我意識過度膨脹。同時，懲罰教育作為一種外部推動力，可以促進學生明辨是非、分清曲直、辨析良莠、知道善惡；能激發(fā)學生的羞恥感、責任感、欠疚感和悔過進取的決心，讓他們認知錯誤行為、改正錯誤，揚長避短，銘記“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的道理，使自己理性的逐漸成熟起來。賞識教育曾被人們公認為是“好”的教育方式。于是，我們的教室里多了不合適宜的掌聲，學期評語盡是譽美的謊言，家長會上更多的是模棱兩可的評價。

我們不反對賞識教育的合理性，但對于有差異性的孩子所犯的不同程度的錯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一味的賞識。錯就是錯，對就是對，該讓孩子承擔責任的必須讓他承擔責任，該讓孩子必須銘記的讓他銘記，這樣才能讓他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必須符合學校規(guī)則、道德倫理與社會標準，盡快的成為一個勇于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人。

一度時間里，懲罰教育成為了學校教師和家長的禁忌。也許有人會說，我們需要崇尚個性，維護學生的權利，讓孩子在自然狀態(tài)下成長。還有人說，懲罰會傷害孩子的自尊，讓孩子抬不起頭來。更有人擔心，懲罰教育會被扣上“體罰或變相體罰”的帽子，風險很大?！爸亟梯p罰”已成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識。

但事實是，全社會都為學生行為習慣越來越差，道德價值觀越來越模糊，青少年犯罪與日增多而擔憂。請仔細想想，我們的教育行為里是否少了適當懲罰教育的不可缺少的元素？是否可以重新考慮懲罰教育的標準？國內權威的《教育大詞典》就正當的教育懲罰界定為一種教育方法?！绑w罰”是一種錯誤的教育方法。（《現代漢語詞典》）

當教育部出臺《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guī)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學管理中，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的時候，有人驚呼：這簡直稱得上是本世紀最“雷人”的規(guī)定，令人啼笑皆非又滑稽可笑。老師批評教育學生原來需要教育部授權，而且是作為班主任的工作規(guī)定。我們不知道這個規(guī)定是否意味著非班主任就沒有“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

2009年9月10日，教育部師范教育司司長管培俊做客人民網時，對前段時間爭議很大的“批評權”進行了回應，他明確指出，“表示老師不敢批評學生就是瀆職?！?

如此一來，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們教育的偏頗之處，重新來認識批評和懲罰教育的必要性。

談到懲罰，有必要來考查一下什么是懲罰教育。

懲罰教育就是對個人或集體的不良的品德、行為作出否定的評價，目的在于控制和促使學生改正不良品德行為。

懲罰本身就是借助外力征服人的思想，通過“罰FA”達到“懲2”。

罰這個字本身的意思就犯的錯比較小。它雖有利刀，但為言字偏旁，會意為，一個人拿著刀在那里指責咒罵，刀是嚇唬的工具，而不是執(zhí)法的工具。所以，罰這個字連帶比較多的詞是：罰金、罰酒、罰款、體罰。

體罰是對少年兒童的一種錯誤的教育手段。我國是明令禁止的，如長時間罰站﹑罰跪﹑抽耳光、鞭打等。

我國目前尚未頒布懲罰的具體細微條例。但是，大家普遍認識到，懲罰是教育活動的必要組成部分。學校和教師可以通過立法來獲得懲罰權，使教育中適當的懲罰具有公法特征。北京師范大學，余雅風和蔡海龍兩位專家建議，“必須明確懲戒權作為教師職業(yè)性權力的性質和法律地位，同時通過實體性、程序性立法，明確規(guī)定懲戒權的內容、行使的程序以及違法行使懲戒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同時規(guī)定學生必要的救濟途徑，在保障達成公共教育目標的同時，不侵害學生的合法權益。”

學校的懲罰不同于“體罰”或者“變相體罰”，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文規(guī)定“教師不得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適度、合理的懲戒是維護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的必要手段，有別于體罰。

即使那些在懲罰教育里有“體罰”條規(guī)的國家，也不是任意的體罰，而是有嚴格規(guī)定的，是在學生可以接受的情況下的教育方式。

新法律還把老師這一權力的適用范圍，從學校內延伸至學校外，比如當學生乘坐公共交通或在購物中心時違反了規(guī)定也要接受相應的懲罰。

此外，新法律規(guī)定，當老師懷疑學生用手機發(fā)短信“恐嚇”其他人，或是拍攝其他學生遭襲擊的畫面時，老師有權沒收其手機等物件。

　英國全國教師聯(lián)合會，對這一新法律表示歡迎。英國教育大臣艾倫·約翰遜說，這一權力對消除校園BAOLI和不守規(guī)矩的行為具有重要意義。過去，老師常常擔心與學生發(fā)生身體接觸，可能會導致家長提起法律訴訟，而新法律明確了老師約束學生的權限。

約翰遜表示：“學校里的大多數孩子都是行為良好的，但是我們希望對那些一貫舉止粗魯無禮、喜歡搞破壞的學生采取行動。這些學生讓老師們?yōu)殡y，因為他們破壞了其他學生的學習環(huán)境。老師們現在擁有一個規(guī)定清晰的法定權力，能夠快速、果斷地應付這些搗亂者。這意味著那些違規(guī)的孩子會受到適當的懲罰?！边@段文字摘自2007年4月3日的《北京晨報》。

《教師法》明確規(guī)定，教師要“制止有害于學生的行為和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教育懲戒是教師對學生進行指導和矯正的方式，有其存在合理性，也符合教育活動自身特點。

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在我國是明令禁止的，也是我們堅決反對的。尤其是教師不考慮原則、標準和后果的個人行為，情緒化的對學生進行粗暴懲罰。

在實施懲罰教育時，我們不能不考慮兒童的道德認知水平，而對兒童實行隨心所欲的懲罰，造成兒童的精神和身體傷害。談到懲罰，涉及到兒童的道德發(fā)展。皮亞杰認為，兒童的道德根源有兩種。一種是強制性道德；一種是合作道德。

比方說。6歲的孩子一般處于典型的強制性道德水平時期，也就是說，他們通常視規(guī)章制度為不可侵犯的，老師的話就是圣旨，老師的話是不可違抗的，家長調侃自己的孩子：“我們的話他可以不聽，但老師放個屁都是香的”，這就是說6—7歲的孩子對老師和學校的規(guī)定一般是不敢違抗，如果犯了錯，那是不可饒恕的，所以，相對來說，小學階段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乖孩子”。

孩子到了12歲左右，屬于處在“典型的合作道德”水平時期，他們認為規(guī)章制度是可以通融的，是靈活的，是可以變化的，可以冒犯的，自己可以有所例外。這就是為什么這個時期的孩子常常被認為最難教的原因。叛逆、不聽話、任性都是從這個年齡段開始的。針對兒童發(fā)展的特點，也就是說，我們在對學生進行懲罰教育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他們不同年齡段的認知水平。比方對一個學習困難的6歲的孩子，我們不要一看到他的考試分數就火冒三丈，執(zhí)行孩子根本不明白的懲罰。我們要弄清楚，這個孩子錯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失誤。如果是孩子不會組詞，寫錯別字或者是不會正確的填空，我們不僅要在他的學習方法上找原因，也要在我們自己的教法上找原因。改進他的思維方式、學習方式，也要改進我們的教學方法。

讓孩子能夠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原因，并且能夠“糾正這個錯誤”“重視這個錯誤”，就達到了教育的目的。我們千萬不要象某些家長一樣，看到孩子的分數很低就大發(fā)雷霆，置孩子的感受于不顧，這樣不僅不能幫助孩子，還會造成他的恐懼和厭學。

懲罰的故事

女作家畢淑敏寫過一篇《孩子，我為什么打你》的文章，其對于孩子懲罰教育的理由，可以代表天下母親和老師的心聲。

她寫道：“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經記不清了。人們對于痛苦的記憶，總是趨向于忘記?？偠灾?，那時你已漸漸懂事，初步具備童年人的智慧；它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它狡黠異常又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頑皮的小獸，放任無羈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則要你接受人類社會公認的法則……為了讓你記住并終生遵守它們，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效，在所有的夸獎、批評、恐嚇以及獎賞都無以建樹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這就是毆打。

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這種體驗將使你一生不會再去撫摸這種橙紅色抖動如綢的精靈。孩子，我希望虛偽、懦弱、殘忍、狡詐這些最骯臟的品質，當你初次與它們接觸時，就感到切膚的疼痛，從此與它們永遠隔絕。

我知道打人犯法，但這個世界給了為人父母者一項特殊的赦免——打是愛。世人將這一份特權賦于母親，當我行使它的時候臂系千鈞。

我謹慎地使用毆打，猶如一個窮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錢。每當打你的時候，我的心都在輕輕顫抖。我一次又一次問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時候？不打他我還有沒有其它的辦法？只有當所有的努力都歸于失敗，孩子，我才會舉起我的手……每一次打過你之后，我都要深深地自責。假如懲罰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訓，孩子，我寧愿自罰，那怕它將苛烈10倍。但我知道，責罰不可以替代也無法轉讓，它如同饑饉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會成為你生命體驗中的一部分。這道理可能有些深奧，也許要到你也為人父母時，才會理解?！?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母親在懲罰孩子時候的無奈、堅毅與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