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國有了“哲學”一詞伊始，時人總是把道家經(jīng)典《老子》奉為哲學讀本，稱其中宣揚的“道”為世界本體、“道論”即是宇宙生成論的意思，把老子的精粹思想“無為”與“小國寡民”分別曲解成消極作為、無道而治和君王弄權、愚民治政、反對仁義。而熟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趙又春教授一反常態(tài)，果敢地把《老子》定性為一部寫給君主看的、教誨治國理念的政治哲學著作，以一卷《我讀〈老子〉》的文字與思想說話，他冷靜地審視歷代詮釋性學說而不恭維諸家權威，為“道”、“無為”和“小國寡民”等一系列老學精髓作了一次近似顛覆性的解說。

　　在作者看來，陳鼓應先生的“老子著書立說最大動機和目的就在于發(fā)揮‘無為’的思想”是中肯的。他發(fā)現(xiàn)《老子》的其他概念和命題，都是以“無為”思想作為終極目標來解讀的。他把“無為”肯定為政治概念，統(tǒng)一為治國的根本原則、最高理念，是達成“有為”目的的基本手段與有效策略，靈活運用老子的樸素辯證法逐一解析無欲、虛心、謙下、守靜、貴柔、無名、唯小、為雌、不積、樸、善救人、絕圣棄智、去甚去奪去泰、為腹不為目等“不爭之為”的“無為”原則。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和治國理念的宣揚者，老子試圖進言教誨的是最高統(tǒng)治者改變策略，用換位思維方式從事物的對立面思考問題。“道”生萬物，“德”養(yǎng)萬物，《老子》又名《道德經(jīng)》，旨求以“德”馭“道”，導引統(tǒng)治者在對待民眾時言為“無為”、“不爭”，事實上又是以達到“有為”、“爭”的目的和效果的，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道德意義與功利價值，得以凸顯老子理論具有的真正的概括性與說服力。

　　在老子的時代，諸侯并立，民眾分居，對統(tǒng)治者作道德的勸勉是弘揚其思想學說的一條所謂捷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迎合當時的政治與倫理合二為一的思維。作者強調(diào)“無為”又是最高道德范疇，從老子多方揭露、尖銳批判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陰暗面的力度，可以看出老子宣揚“無為”的最終目的是努力尋求一個上下有德、君民團結、“圣人無積”、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和諧社會。解讀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典著作，既不能局限于字詞句讀地鉆牛角尖，也不能停留于翻譯作解的標新立異，更不能迷信于權威評判的一家言說。雖然時下注釋《老子》的著說已不下數(shù)百種，但于內(nèi)容和形式上有新的突破的書很少。本書作者用自己獨立的感悟引領時人甚至后人在誤會澄清的基礎上，以譯、注結合討論的過程中接近已逝去數(shù)千年的老子的原意。難怪作者在通讀《老子》過后明確地指出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并非什么“愚民政策”的主張和對“愚民社會”的渴望。雖然“無為”社會是老子的“烏托邦”，用社會發(fā)展的眼光審視，這是一種尋求大同社會的空想；從老子的思想實際上把握，這可能意味著他情愿為“理想國”作一些近似歷史倒退的思索。用慣了辯證唯物觀和歷史唯物觀思考問題的作者，以一顆平常人的心態(tài)，充分肯定了老子不是向君主獻計，教他們?nèi)绾胃行У貏兿鲏浩热嗣?，而是在向往、設計、召喚他那個時代的人可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會。

　　平心而論，閱讀一種傳統(tǒng)文化史上的經(jīng)典性著作，是一次能夠提出或多或少見仁見智的觀點的二度創(chuàng)作。趙又春先生寫作《我讀〈老子〉》，雖是受沈善增先生《還吾老子》的觀點所誘導，但不拾人牙慧，他從沈氏新論《老子》是專門寫給侯王、君主看的政治哲學書出發(fā)，依憑自己的思考方式對《老子》81章一一解說，以求真正的全面的“還吾老子”——引領對《老子》還不太熟悉或研究尚欠缺的讀者，跟隨自己走近最本真的老子思想。作者也曾熟讀過堪稱當代詮解《老子》的代表作，即陳鼓應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譯》和任繼愈先生的《老子新譯》，以及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中的有關論述，然而沒有承繼方家緒馀借題發(fā)揮，卻是以一份哲學史家的責任與使命張揚自己對老子原意的理解和認定。在他的研究思路中，老子思維的邏輯和我們今人一樣，作為思想家與《老子》作為經(jīng)典學說，不會于同一章節(jié)中犯邏輯錯誤；《老子》使用的語言，是可以通過先秦文獻中詞語含義和語法規(guī)則來理解的。正是基于此，作者的論說雖非完美詳盡，但亦理性創(chuàng)新，從書中可見他解讀在我國以至世界思想史上品位崇高、價值斐然的《老子》，用上了全部的心力、才力。

　　(《我讀〈老子〉》，趙又春著，岳麓書社2006年6月版)

　　《中國教育報》2006年8月17日第7版 作者：向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