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年近半百，第一次做了爺爺。

 
　　葉圣陶動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二時，大兒媳夏滿子生下一個男孩。至善回來報告，說媳婦雖是初產，尚不困難，葉圣陶“聞之大慰”，他早已給這個大孫子起好了名字：“三午”。來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葉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兩代父子相差各二十四歲；又按陽歷，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僅差一天。嬰兒出生后兩天，葉圣陶驅車去保嬰院探望，見“嬰兒頗秀美，濃發(fā)蓋頂，五官端正，小手伸動”，心中高興極了。墨林則按當地風俗忙著買來雞蛋，染成紅色，分送鄰居朋友。 

　　這一年，葉家三個子女開始跟著父親學寫作了。 

　　當時，葉圣陶正主編《國文雜志》月刊，這是個幫助中學生學習語文的刊物，需要登載一些中學生寫的東西。葉圣陶當時已離開武漢大學，也不在中學教語文，中學生寫的東西從哪里來呢？于是他就發(fā)動家中的三個孩子給《國文雜志》寫文章。最初是女兒至美寫了一篇，葉圣陶看了很高興，認為就當時高中學生的程度來說，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國文雜志》上一點也不坍臺。于是，墨林就慫恿三官也寫出一篇初中程度的好作文來。 

　　對于寫作，三官自小就產生了濃烈的興趣。他還記得幼時看父親寫作時的情景： 

　　“父親坐在我那張大書桌前，手里握著一支大號派克自來水筆，橘紅色的筆桿鑲著烏黑一道邊，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線從窗口射進里屋，書桌上攤著帶格子的稿紙……“我推門進去，只見父親側著頭，眼睛正好對著我推開的那扇門……他準是看到我了，他會怎么樣呢？我想。 

　　“可是，過了好一會兒，他仍舊側著頭，眼睛望著我推開的那扇門，不說話，也不動，好像并沒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沒有看到。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寫文章呢！’母親著急地低聲把我喊了中去，隨手帶上被我推開的那扇門。 

　　“寫文章！…… 

　　“寫文章？…… 

　　“寫文章給我的最初印象就是這樣：有點神秘，有點神圣?！?nbsp;

　　這段話，生動地寫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三官后來發(fā)現，父親的小說里有許多就是寫的自己、哥哥、姐姐、母親，寫的他們經歷過的事情。在學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題的作文，他學父親寫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為找不到話說苦思冥想。這一次，姐姐獲得的成功強烈地鼓動和引誘著他，他勇氣百倍地開始寫了。 

　　三官最熟悉的事是集郵。從小學五年級起，到那時他已有四年的集郵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種郵票已有一千幾百張。對于一個十四五歲的中學生來說，這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經過多少鉆頭覓縫地尋找，費嘴勞神地索討，掂斤播兩地交換，這中間有歡樂也有苦惱，有夢想也有失望，既有豐富的知識，更有濃厚的興趣”，于是，他就寫了一篇《集郵》。葉圣陶很贊成三官自己選定的這個題目，他將小兒子的作文逐字逐句進行修改后，連同“葉至誠”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國文雜志》?？吹阶约簩懙臇|西居然上了雜志，給了至誠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點驕傲。 

　　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至善，他也寫了起來。從此這個一篇，那個一篇，三兄妹不斷有文章交到父親手里，由他選擇和修改。這些文章絕大多數是散文，記敘的、抒情的、議論的、隨筆、速寫，各種體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題，從他們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誠多寫抗戰(zhàn)期間后方學校的生活，像至美的《我是女生》《課余散記》，至誠的《班圖書館》《宣傳》；后來視野逐漸擴大，寫的生活面也廣了，至美寫了《江大娘》《母與子》，至誠寫了《成都農家的春天》《拉路車的》。至善畢竟年長些，那時已經走出學校，有了幾年社會閱歷，又有結婚生子的生活閱歷，觀察和思考都比弟妹來得細致、深入。除了寫大自然和學校生活的《成都盆地的溪溝》《集體創(chuàng)作》等外，他還寫了抗戰(zhàn)期間后方的一些社會現象，如《司機們》《寄賣所》《雅安山水人物》等等。葉至誠后來回憶他們三兄妹這段跟父親學寫的經歷時，由衷體會到，父親正是引導他們走“由散文入手開始學寫，從自己熟悉的生活里邊取材”這樣一條“順其自然”的寫作道路的?！昂髞碓谖娘L給搞得非常之壞，文章里塞滿了套話、空話、假話的年代，我偶爾想起我們兄妹三個的起步來，暗自覺得走的倒是一條合乎規(guī)律的路”。 

　　雖是“順其自然”，但葉圣陶對三個子女的培養(yǎng)還是充滿匠心的，這集中體現在他為子女改文章上。葉至善在三兄妹的合集《花萼》出版時的《自序》中，記敘了當時的情景： 

　　“吃罷晚飯，碗筷收拾過了，植物油燈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親戴起老花眼鏡，坐下來改我們的文章。我們各據桌子的一邊，眼睛盯住父親手里的筆尖兒，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爭辯。有時候，讓父親指出了可笑的謬誤，我們就盡情地笑了起來。每改罷一段，父親朗誦一遍，看語氣是否順適，我們就跟著他默誦。我們的原稿好像從鄉(xiāng)間采回來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經過了父親的選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還像個樣兒?！?nbsp;

　　葉至誠也描寫了父子們一起改文章的情景： 

　　“父親先不說應該怎么改，讓我們一起來說。你也想，我也想，父親也想，一會兒提出了好幾種不同的改法。經過掂量比較，選擇最好的一種，然后修改定稿……除了文法不通、語氣不順和用字用詞不恰當之外，有些空泛的議論和抽象的描寫也常常給指出來要我們改。父親不贊成在文章里多用‘喜悅’、‘憤怒’、‘悲哀’之類抽象的詞兒，也不贊成堆砌許多比喻和抒情的詞句。他喜愛白描的手法……每看到我們的文章里有傳神的描寫，他會滿意地說，‘這里可以吃圈’。” 

　　葉圣陶在1942年2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二官作短文，論文章之開端與結尾。今日余為之找例證，并附加說明。伏案竟日，僅成其半?！?942年7月23日：“晨起改二官文一篇，三官文一篇，二官題曰《會考》，三官文題曰《樂山遇炸記》，皆預備入‘國志’《習作展覽》者?！?942年9月5日：“小墨與三官合作小說一篇，曰《頭發(fā)的故事》，長至七八千言。燈下為之修潤，至三分之一而止。”1943年4月12日：“午后，為二官改所作獨幕劇《明兒吃喜酒》，此篇以女學生生活為題材，尚可?！?943年4月19日：“燈下與三官雜談小說?！?月21日：“竟日改二官小說，至夜而畢，篇名《轉變》?！边@樣的記載，在葉圣陶1942年到1945年的日記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葉圣陶為扶持子女的寫作，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三個孩子，至善比至美大四歲，至美又比至誠大四歲，三人一起跟著父親學寫作，仿佛在進行一場競賽，每個人都暗自憋著勁要超過其他人，多吃父親的紅圈。他們的原稿寫得很潦草，經父親一改，圈掉的圈掉，添上的添上，連他們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了。父親總是對孩子們說：“要想到別人?！苯坏接∷S付排的稿子，要為排字工人著想，他自己的稿子，總是謄抄得一清二楚。這時候，母親胡墨林就顯出了特別的耐心，像收拾孩子們脫下的衣衫一樣，自告奮勇為他們抄稿。她用毛筆正楷，將潦草的原稿一一謄清，字跡工工整整。謄抄好了，少數投到雜志社去，多數細心收藏起來。 

　　一年下來，三兄妹寫的稿子積成厚厚的一摞。有幾位父親的朋友從雜志上看到他們的文章，就慫恿說：“你們兄妹三個不妨合起來出一本集子?！比置孟耄敵鯇戇@些文章，為的是練習，合將起來，豈不成了作文本？但又想，學校里同學之間不也喜歡傳看作文本嗎？或者有人想看看我們的。于是，就把存稿編排了一下，請父親復看一遍，刪去若干篇，編成了一本集子。葉圣陶替三兄妹的這第一本文集題了書名，叫做《花萼》。 

　　?。ㄕ浴度~圣陶和他的家人》，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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