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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我,問我現(xiàn)在中國有國學大師嗎?
我說,我們現(xiàn)在有很多很杰出的學者,但是,自從錢鐘書先生去世后,我們就沒有了大師。
又問:我們何時可以盼到大師出現(xiàn)?
我說:中國現(xiàn)行教育體制不可能再培養(yǎng)出大師了。
為什么我這樣說?
很簡單,我們今天的教育,不再是“大學”
大師,是 “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什么是“大學”?
《大學》中這樣解釋“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我們今天的教育里面,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有沒有這樣的“明明德”、“親民”(一種通行的理解即是“新民”)的內(nèi)容,以及“止于至善”的追求?有沒有“止、定、靜、安、慮、得”的訓練?如果沒有,我們?nèi)绾巍敖馈保?/font>
對了,大師之所以是大師,之所以超越同儕,就是他超越了“技”而近乎“道”。專家不是大師,專家中的頂尖專家仍然不是大師,大師與專家的區(qū)別不是量,而是質(zhì),這個質(zhì),就是“道”。
讀過《莊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嗎?那里面提到的族庖,就是普通人,良庖就是專家,而庖丁,就是解牛界的大師。當文惠君驚嘆于他的“技”的時候,他正色告訴文惠君:“臣之所好者道也,道也,進乎技矣。”
既然已經(jīng)到了“道”的層面,就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他的境界一定具有超越性。所以,當庖丁和文惠君說了一番解牛之道后,文惠君的感嘆是: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yǎng)生焉。
解牛之道竟然相通養(yǎng)生之道。什么叫大師?大師就是通達之人:他有專業(yè),但是,他已經(jīng)超越了專業(yè),他通識人間萬象。他不僅能在自己的專業(yè)里判斷事實,他更在廣闊的人生中判斷價值。
而我們今天的教育,說得可憐一點,從教育主管部門到校長、教師、到家長,都在奉行一種我稱之為“打工仔教育”的理念。我們大學里的“專業(yè)”,已經(jīng)不是根據(jù)人類的不同知識領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來劃分,而是根據(jù)社會的就業(yè)領域和相應的技能界面來劃分。我們的人文教育已經(jīng)全面萎縮,大學中文系、哲學系嚴重減員,一流的考生都去了理工科。可是我們的科學教育,已經(jīng)不是教育學生去解決問題,去探究真理,而是去適應這個技術(shù)化了的世界,以便將來能在這個大的技術(shù)體系里分一杯羹。
在這個技術(shù)至上、工具論甚囂塵上的教育理念里,你如何有希望看到大師的出現(xiàn)?
我們看看《學記》上對一個人的教育的具體規(guī)劃:
比年入學(每年新生入學),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視(考查)離經(jīng)辨志(斷句與文句理解),三年視敬業(yè)樂群(嚴肅對待學業(yè)及與同學友好相處),五年視博習親師(知識的廣博和敬愛師長),七年視論學取友(學問的見解和選擇朋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分類與類推,掌握規(guī)律法則,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強立而不反(樹立堅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復),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看到“知類通達”這樣的字眼,我們有沒有感慨?我們的專業(yè)越分越細,學生和學者的學術(shù)視野越來越狹窄,我們?nèi)绾瓮ㄟ_?沒有通達的視野,我們又如何確定自己專業(yè)的定位,做到真正的“知類”?
“大學”,本來就是讓我們“學大”——學大的東西;是“大之學”——有關(guān)“大”的學習或?qū)W問;也是“學者之大”——學習者真正值得自豪的,能讓自己拔萃于同類的那種素質(zhì)。
所以,“大學”就是大人之學,非小人之學;“大學”就是大成之學,非小成之學。小成之學是什么?就是“專業(yè)”,所以,孔子講“君子不器”,“專業(yè)”并局限于“專業(yè)”,即是“器”。君子當然有專業(yè),也能從事于某些專業(yè),正如庖丁之能解牛,但是,君子又一定能夠超越專業(yè),有著超越專業(yè)的判斷力。
大師,只能從這樣的人群中出現(xiàn)。
而我們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
所以,注定培養(yǎng)不出大師。
與此相關(guān)的,我們基礎教育階段的教材就注定了我們無法培養(yǎng)出大師。
我堅持認為,基礎教育的教材,應該符合以下幾個基本條件:
1、體現(xiàn)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以此培養(yǎng)民族精神、民族氣質(zhì)、傳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2、必須是最經(jīng)典的語文;——以此培養(yǎng)良好的語言感覺,培養(yǎng)語言藝術(shù)的鑒別力和創(chuàng)作力。
3、總量適中;——以此保證在較短的時間、用較少的成本就可以學到,并且可以讓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就能得到相應的教育,從而獲得相應的素質(zhì)。
以此反觀古代作為教育核心教材的“四書”,不得不承認,古人比我們明白:“四書”正好符合我這三個條件,核心價值觀有了;語言典范,數(shù)量有限。
大學:1751
中庸:3568字(未確)
論語:11705字;
孟子:34685字;
合計51709字
一個小孩從頭到尾背5萬字幾年就背完了。同時還是最典范的語言,“四書”的語言漂亮、整齊、典雅,是一種高貴的體面的正派的語言。
一個現(xiàn)象:我們都知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十年里,我們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人物,幾乎各行各業(yè)都有,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早年都受到了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后才專業(yè),是他們的共同特征。
我們可以這樣結(jié)論:沒有文化的人,我們可以把他們培養(yǎng)成技術(shù)員,培養(yǎng)成專家,培養(yǎng)成科技人才,但是,無法成為大師。
好的教材是教育成功的根本保證。我們今天這樣的教材和系統(tǒng),已經(jīng)注定不可能培養(yǎng)出大師。因為,我們的教材,嚴重缺乏文化的含量,在過分的無知的強調(diào)教材所謂“貼近孩子”的理念之下,嚴重低幼化、弱智化、無文化。
有一個現(xiàn)象真正令我們感慨:
古代的鄉(xiāng)村教育往往是大師的搖籃。魯迅、胡適都是鄉(xiāng)村老秀才教出來的。
魯迅,紹興人,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jīng)傳,三味書屋的老秀才給了他文化的基礎。
胡適,安徽績溪人,5歲啟蒙,在安徽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古文基礎。
陳獨秀,安徽安慶人,從小跟隨祖父陳章旭讀四書五經(jīng)。
郭沫若,四川人,幼年在家塾讀書。
巴金,四川人,自幼在家延師讀書。
錢鐘書,江蘇人,出生于詩書世家,自幼受到傳統(tǒng)經(jīng)史方面的教育。
錢穆,江蘇人,九歲入私塾,1912(17歲)年輟學后自學,任教于家鄉(xiāng)的中小學。
江、浙、皖,蜀這樣的地方,多少大學者,幾人不是在鄉(xiāng)村受的基礎教育。
他們的幼年教育,根本沒有什么教學法,三味書屋的壽鏡吾老先生,其教學方法,不過就是瞪著眼睛,大聲說:“讀書”!魯迅先生接著寫道:
于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
就在這人聲鼎沸之中,一代大師,悄悄成長。
壽鏡吾先生的訣竅,就是:1,讀書;2,讀文化經(jīng)典。
我們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應試教育,其訣竅是:1,讀白開水一樣的無聊課文;2,做反反復復的無聊練習。
大師在哪里?原來有,現(xiàn)在被“無聊”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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