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云曉    文章來源：轉載于生命化教育網(wǎng) 

請看2000年8月22日《中國教育報?文化周刊》頭版頭條的長篇文章《呼喚＜校園法＞》。該文寫道：

　　學生意外傷害　學校防不勝防

　　深圳市羅湖區(qū)景貝小學學生龔某，在從三樓到五樓去上音樂課的過程中摔倒，導致脾臟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級傷殘。家長要求學校賠償金額326．5萬元。學校雖然把賠償金額從2萬提高到10萬，但離家長的最低賠償要求100萬尚差90萬。目前，在法院調(diào)解無果的情況下，此案尚無下文。

　　湖北省武漢市某中學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長跑中猝死。學生家長要求學校補償孩子14年的養(yǎng)育費9萬元，并補償安撫費和調(diào)房補貼共5萬元，實報實銷治療搶救費、殯葬費等。

　　據(jù)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國少工委辦公室推出的藍皮書《新發(fā)現(xiàn)———當代中國少年兒童報告》介紹：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體學生在操場上體育課。一位名叫肖某的學生不小心將排球踢出校園圍墻，為了將球撿回來，肖某在兩名同學的幫助下爬上了圍墻，卻不料從墻上摔了下來，成了癱瘓。1996年4月，肖母將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萬元的索賠金額。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上海市在4年里學生父母將學校教師告上法庭的經(jīng)濟賠償案件就有200多起，這尚不包括學生父母和學校私下調(diào)解解決的。

　　《中國教育報》的文章指出：

　　面對種種情況，老師們往往無所適從。有許多老師從反面吸取教訓，干脆對學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態(tài)度。有相當一部分中小學校吸取反面教訓，屢出怪招，對學生采取"一動不如一靜"的消極對策；盡量不組織學生校外活動；在運動場所卸下吊環(huán)、單雙杠等容易造成損傷的運動器械；中午學生除回家吃飯的外，在校生只準在教室內(nèi)靜坐自修；放學鈴一響，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將學生驅(qū)離校園，而未到到校時間，學校絕不準提前進入學?；蚪淌摇＿€有的學校對二樓以上班級學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掃衛(wèi)生等項目，學校寧可雇人來代替。校方當然也知道這些做法不利于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fā)展，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據(jù)悉，許多教育部門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證學生的絕對安全，什么野外活都不許組織。試想，只要組織學生活動，在校內(nèi)都難以保證絕對安全，誰敢保證在野外的絕對安全呢？再說，學校并非贏利的企業(yè)，萬一在活動中發(fā)生意外傷害（這倒是絕對難免的），怎么有錢支付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賠償呢？那么，最穩(wěn)妥的辦法就是不組織野外活動，更不去考慮什么探險活動。結果，越不敢組織野外活動，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師組織活動的經(jīng)驗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問題，形成了強大而普遍的惡性循環(huán)———自我窒息的自殺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處理這一難題呢？

　　在拉博浪島的一次中日教師座談會上，我提出了兩個問題：⒈組織中小學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險是有危險的活動，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師是否普遍敢于組織？⒉一旦發(fā)生了意外事故，學生父母會不會追究組織者的責任？意外事故如何處理？

　　誰知，我的提問竟讓一屋子的日本教師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會兒，來自東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師們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她們不認為登黑姬山是危險活動，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師普遍敢組織。對中國父母常把學校、老師告上法庭的做法，她們感到難以理解。她們說，一旦發(fā)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會認為是自己給集體添了麻煩，應當個人負責，嚴重傷害靠保險解決，一般不會追究組織者責任。

　　幾天后，我與女兒來到橫濱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這是一個較富裕的獨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時，我從電視里看到一條新聞，由于暴雨造成山洪，沖走7個夏令營的孩子，其中一個已經(jīng)死亡。我馬上問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說："發(fā)生這樣的事，誰來承擔責任？"不料，這位大學畢業(yè)的日本母親疑惑地看著我，聳聳肩回答："自然災害呀！"

　　中日兩國國民對待孩子及教育的態(tài)度的差異，或許才是兩個民族的真正差異。一個讓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個讓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這不是生與死的較量又是什么呢？ 　

　　一個值得全民族反思的問題： 　　

　　教育的核心是學會做人還是傳授知識？ 　　

　　教育是人的解放還是人的枷鎖？ 　　

　　1992年，我采訪在中國舉辦的中日少年探險夏令營時，曾問一個13歲的北京男孩："為什么野炊時中國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兩個字就一針見血地回答了我："遺傳唄！"他還解釋說："爸爸媽媽為了讓我進個好學校，讓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準，刀不準我動，電不準我動，火不準我動。我長到13歲，火柴也很少劃，我家炊都不會，哪還會野炊呀？不是我們不想干是不會干，不會干的事怎么比得過人家？" 　　

　　的確如此，中國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壇中學的7名學生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事實。但是，中國的錯誤教育正在扼殺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國的父母沒在一起開過會，卻幾乎都會說一句話："孩子，只要你把學習搞好了，別的什么都不用你管！"這句近乎國民共識的話，道出了中國教育的真正隱患。 　　

　　結果如何呢？早在1994年3月，兩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八屆二次會議上呼吁：我國青少年學生體質(zhì)健康狀況存在令人擔憂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據(jù)1991年的調(diào)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質(zhì)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年的情況，"豆芽"體形無明顯改善，近視眼發(fā)病率高達43％。三次青少年體質(zhì)抽樣調(diào)查結果，中國均低于日本同齡組。1993年，北京、遼寧、河南、廣東、四川等地高考體檢，體質(zhì)沒有障礙的考生僅有15％（2000年高考體檢，一些城市的狀況依然如此，引起眾多媒體驚呼）。 　　

　　上述兩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及的1991年調(diào)查，即全國學生體質(zhì)健康監(jiān)測，是由原國家教委、國家體委、衛(wèi)生部、國家民委和國家科委共同組織的。調(diào)查資料顯示，與日本同期（1991年）資料相比，我國7歲至17歲男女學生平均身高分別與日本學生相差2．54、1．53厘米，體重分別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圍則分別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也有人對這一組刺激人的數(shù)據(jù)不以為然，認為日本國已經(jīng)城市化，而中國農(nóng)村人口居多，兩國可比性差。這個分析自然應在考慮之內(nèi)?？墒?，即使北京與東京兩地學生相比，情況又怎樣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兩國科研人員在北京和東京兩地，同時對從小學到大學的近萬名學生進行身體素質(zhì)調(diào)查。結果依然表明：中國男學生的體重在7歲后，均比日本學生輕0．9———3．8千克；在多數(shù)年齡組中，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相比，具有肩寬、胸闊、腿粗、胳膊粗的特點。 　　

　　當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們自己早已反思過"教育的荒廢"問題（其實，真正的教育在中國很多地方不也處于荒廢狀態(tài)嗎）。可是，日本國民不懼怕風險與代價，給教育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放手讓孩子磨煉，不值得中國國民深思嗎？相比之下，中國教育的環(huán)境何等險惡？北京某中學組織初一學生去軍事博物館參觀，6位學生父母反對，說自己來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丟了。此次隨團赴日，我與師生們在東京某賓館住過兩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說："我父母真是的，昨晚來了3次電話，今天早晨還用國際長途電話給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體爆炒，什么讓考生吸氧，住高級賓館，救護車不許通行，連知了叫也不允許。我們是在真正培養(yǎng)21世紀的人才嗎？ 　　

　　28年的教育實踐與研究經(jīng)歷，使我不由得發(fā)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愛的事業(yè)，可愛心既能造就未來，也能葬送未來。兩種愛心，兩種命運。許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劇的命運，正在用自己的奮斗去摧毀自己的目標。錯誤的教育正加緊制造著21世紀中國的災難。 　　

　　教育的核心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學會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決非是人的枷鎖。一個文明的、現(xiàn)代的社會，縱然付出高昂的代價，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師，而這一切的關鍵是法律保障和國民共識。 　　

　　黑姬山長長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長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鐘，留給人的震撼同樣久久長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