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例子也許能把這一觀念講得更清楚：有一個父親小時候經(jīng)常受到他母親周期性精神分裂癥的驚嚇，又很少有人對他進行解釋，所以他長大以后的一大樂事就是給自己心愛的小女兒講恐怖故事。他毫無例外地總是先嘲笑她的膽小，然后再告訴她：“這只不過是個編造的故事，你不用害怕，有我和你在一起呢。”這樣一來，他就得以控制住孩子的恐懼，并為他自己獲取無畏的感覺。他有意識的愿望是給予孩子他自己小時候曾被奪走的寶貴東西，比如保護、安慰和來自成人的解釋；但是他無意識地傳給女兒的卻是他自己童年的恐懼，對災難發(fā)生的預感，以及那個他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回答的問題：“為什么這個我愛的人要把我嚇得要命?”

    與盧梭齊名的教育思想家裴斯泰洛齊六歲就失去了父親，盡管家里還有母親和保姆，但他卻在感情上被她們忽視了。后來，盡管他能給予其他孤兒最真誠的溫暖和父愛，卻在感情上忽視了自己唯一的兒子——這種做法難道是偶然的嗎?他的兒子曾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后來卻被認為有智力缺陷，不到三十歲就死了。兒子的悲劇使裴斯泰洛齊痛悔不已。

    仍然是這個裴斯泰洛齊，后來說過一句名言：“你可以把魔鬼趕出自己的花園，但你還會在你兒子的花園里發(fā)現(xiàn)它。”

    被隱藏的虐待

    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是一個新教牧師的小兒子。在一個電視節(jié)目中，他把自己的童年描述為一個很長的關于恥辱的故事。他舉例說，當他小時候尿濕了褲子時候，就會一整天被強迫穿上一件紅色的衣服，這樣一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讓他以此來羞辱自己。

    他還講述了一個在他童年里反復出現(xiàn)的情景：他的哥哥剛剛挨了父親的打，他的母親在用棉花輕蘸他哥哥流血的背，而伯格曼自己則坐在一旁觀看。他在敘述這件事時很冷靜，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的不安。我們可以把現(xiàn)在的他看成是那個孩子，安靜地坐著觀望。可以肯定他那時沒有逃走，既沒有閉上眼睛也沒有哭。我們不會對這個情景是事實這一點產生任何懷疑，但是它同時又是對他自己經(jīng)歷的一個掩蓋性回憶——人們有時候確信，只有他們的兄弟姐妹才受到過羞辱，而不是他們自己。只有在治療中，他們才能帶著憤怒、無助感和憎恨回憶起，當他們所熱愛的父親無情地暴打自己時，他們心中充滿了怎樣的恥辱和被遺棄的感覺。不過英格瑪·伯格曼除了將自己的痛苦投射出去和加以否認之外，他還有另一個方法對付他的痛苦——他可以拍電影，并借此將內心不能體驗的感情轉移到觀眾身上去。我們作為觀眾，就必須承受這樣一個父親的兒子必須深藏的感情。

    伯格曼也后悔地提到他沒能在1945年之前看穿納粹主義(雖然作為一個少年，他常常在希特勒時期參觀德國)。我認為他的盲目是他童年經(jīng)驗產生的后果。殘酷對他來說就像他吸入的空氣一樣，因此后來見到的殘酷又怎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想說明的是，即便是最嚴重的虐待事件，也會由于孩子強烈地想將它理想化的愿望而被隱藏起來。對此，從來也沒有存在過審判，沒有辯護，也沒有判決。一切都深藏在過去的黑暗之中，而即使事實被暴露出來，它們也會以“為你好”的偽裝形式出現(xiàn)。如果連最極端的身體虐待的例子都是如此，那么又怎能指望能見度更低、更容易引起爭議的精神上的折磨為人所知呢？又有誰會認真注意像小男孩和冰激凌事件中包含的那種難以察覺的歧視呢？

    我從對每一個病人的治療中，都可以看到無數(shù)性質相同的例子。例如，他們不是向孩子強調“反權威”的做法，就是強調“嚴厲的”教養(yǎng)方式的好處。這兩種教育方式都沒有考慮到孩子自己的需要。一旦孩子成為滿足某一個人特定目的的工具，并被他的權力所控制，那么這個孩子的自然生長過程就會遭到粗暴的干涉。我們在教育中最習以為常的做法之一，就是先砍斷孩子有生命的根，然后再試圖用人工的方式代替其失去的自然功能。我們壓制孩子的好奇心(不能問不該問的問題)，然后，當他對學習失去了自發(fā)的興趣時，我們就會為他尋找特別的輔導。

    成人讓一個孩子經(jīng)歷羞辱感覺的做法是不易察覺和難以言說的，只有當我們對這種痛苦有足夠的敏感時，我們才有希望從孩子出生第一天起就給他需要的尊重。有許多方法可以培養(yǎng)這種敏感的能力。比如，觀察我們不認識的孩子，試著對他們的處境產生設身處地的同情。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自己的命運培養(yǎng)同情。我們的感情總能夠暴露出真實的故事，那不為別人所知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去發(fā)現(xiàn)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