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運用嗓子、面部表情，善于站和坐，——對于教師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具有很大的意義，可以把這樣的小事教給家長們。
不久前，有位家長到我這里來說：
“我是共產黨員，工人。我有個兒子。他不聽話。我對他說，可是他不聽。我再說一次，他還是不聽。第三次說，他仍然不聽。我拿他怎么辦呢？”
我讓這位來找我的家長坐下，開始與他談話。
“請學給我看看，您是怎樣與您的兒子說話的?！?/font>
“就這樣說的?！?/font>
“試試，這么說?！?/font>
“不行?！?/font>
“再試試?！?/font>
我與他一起練習了半個小時。他學會了發(fā)布命令。問題就在于嗓音。
如果學校成為統一的完整的集體，知道自己對學生的要求是什么，并堅定地提出這些要求，只有這時學校才可能幫助家長。
這是幫助家長的方法之一。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方法。必須研究家庭生活，必須研究不良性格形成的原因。我在這里不一一列舉幫助家庭的方法。
在我的公社里有值日隊長。這是很困難的職責。值日隊長整天管理著公社。他安排一天的日程，包括工廠的、學校的和公社的日程。他領導所有的人，也要對一切負責。
我們有這樣的規(guī)定：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值日隊長。誰也無權反對值日隊長。孩子們一般都互相叫名字，但稱呼值日隊長必須叫：隊長同志。
所有的公社社員都嚴格地執(zhí)行這一規(guī)定。如果值日隊長把同一個命令重復了兩遍，晚上在全體大會上就要討論這個問題了。
“今天沃洛佳·巴夫連科值日，請他解釋一下，為什么一個命令要發(fā)布兩次。為什么你允許自己重復發(fā)布命令？要知道您這是在破壞值日隊長的威信?！?/font>
有明確的規(guī)定：值日隊長只發(fā)布一次命令。值日隊長，一個14歲的少年，對一個18歲的共青團員說：“把后勤主任叫來?！?/font>
說完話就轉過身走了。接受命令的那一個人在他的背后回答他：
“是，把后勤主任叫來。”
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命令發(fā)布一次，就必須執(zhí)行這個命令。
我有點離題了…………我曾經見過一位母親。她抱怨所有的學校都把他的兒子趕出來了。男孩先在某所學校，后來進了為殘疾兒童辦的學校，以后又去了有特殊制度的學校，再以后又去了林間學校、療養(yǎng)院、精神病醫(yī)院、內務人民委員部工學團。走到哪兒他就從哪兒跑掉。
“我，”她說，“把他衣服脫了，把衣服藏了起來。他現在就穿著一件襯衣呆在家里，我哪里也不放他去。我該拿他怎么辦呢？我想讓他到我們廠里當學徒。他14歲?！?/font>
我開始詢問：
“您的住宅里干凈嗎？”
“不，特別是……亂糟糟的”
“兒子干點什么嗎？”
“不，什么也不干?！?/font>
“自己的床鋪收拾嗎？”
“不，不收拾?！?/font>
“你和他一起去城外玩玩嗎？”
“不?！?/font>
“去看過馬戲嗎？”
“從來沒有。”
“去看過電影嗎？”
“從來沒有。”
“給他什么禮物嗎？”
“他不配?！?/font>
“那么您希望他怎樣呢？”
“可能把他打發(fā)到在伊斯特拉市的他的叔叔那里去，行嗎？”
這時我忍不住了。“饒了他吧。不幸的孩子。您把他的神經都弄壞了。即使神經健康的人也不能忍受在五年的時間里換了十個集體。”
他一個集體都不可能習慣。今天他在一個集體，明天在另一個，然后在第三個、第四個，這個人開始在集體之間跑來跑去，他就會成為很壞的一類個人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教師必須研究這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家中的混亂。我跟一個孩子回家。家里雜亂得可怕，簡直是毫無秩序。有三間房。一半的家具是壞的。窗外躺著1930年以來的蒼蠅。周圍是厚厚的灰塵。
在這樣的灰塵中，在這堆誰也分辨不清、誰也不收拾、誰也不關心的東西中間，能進行什么樣的教育過程啊。
如果在住宅里很清潔，沒有多余的東西，如果您保持秩序，您的孩子就不可能很差。讓孩子從小就習慣于外部的整潔，這能培養(yǎng)他促使他向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
遺憾的是在我去過的家庭中，我很少看到這樣的外部的秩序。如果您沒有能力在您的住宅里安排十來件沒有生命的東西，那么您怎么能教育兒童，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蘇維埃的公民？
如果您聘請家庭教師或者把孩子長久地托付給人家，那么您在教育活生生的人方面就沒事可做了。必須自己學會安排東西，并教孩子學會這樣做，這樣孩子就會很快地成為集體的成員。學校應該教那些不知道做些什么的家長學會這一切。
下一個問題。我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就是真正的家庭應該是一個好的經濟集體。孩子從小就應該是這個經濟集體的一員。他應該知道家里的財產是從哪里來的，要買些什么，為什么需要買這些東西，而那一些為什么不可以買，等等。
應該盡可能早，從5歲起就吸引孩子參與經濟集體的生活。孩子應該對自己集體的經濟負責。當然不是在形式上負責，而是要對自己的和家庭的生活的舒適負責。如果搞不好經濟，他的生活也將很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
最后，同志們，最后一個問題可能是最困難的，這是關于幸福的問題。
人們通常說：我——母親和我——父親，把一切都給了孩子，為他犧牲了一切，包括個人的幸福。
這是家長所能給予自己的孩子的最可怕的禮物。關于這種可怕的禮物可以這樣說：如果您想毒死您的孩子，給他大劑量地喝您自己的幸福吧，他就會被毒死。
你們知道某些女孩對媽媽說話的樣子：
“你已活夠了，而我還什么也沒見過呢?！?/font>
這是對一位才30歲的母親說的話。
“你活夠了，我還沒呢，所以一切都應該給我，什么也不給你?！?/font>
女兒應該這樣想：
“我的整個生活還在前面呢，而你，媽媽，留下的時間不多了。”
所以在我的四卷本的《父母必讀》中，我直截了當地寫：新裙子首先給媽媽。
如果您培養(yǎng)孩子去追求為父母帶來幸福，孩子就不再感到委屈。讓孩子首先考慮父母的幸福吧，而家長想些什么，這與孩子無關。我們是成人，我們知道我們在想些什么。
如果您有多余的錢，您在想給誰買裙子，給母親還是女兒，我就要說，只給母親買。
在孩子的眼中，父親和母親應首先有權享受幸福。培養(yǎng)母親幸福的消費者，無論對母親、對女兒，還是對國家，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用母親或父親的幸福來培養(yǎng)孩子。
在我們公社里我們花了20萬盧布去遠足，花了4萬盧布去看戲。我們對此是不吝嗇的。我們舍得花錢。但當縫制衣服時，我們有這樣的規(guī)矩：小孩子撿大孩子的衣服穿。他們也知道，不會給他們做新衣服的。小孩子只能指望得到改制的衣服。我們當然可以等到大孩子把自己的衣服徹底穿破，然后把這些衣服扔掉。但我們沒有這樣做。大孩子穿了不長的時間，然后把衣服改給小孩子穿。
您給十七八歲的女孩穿什么，如果在她們14歲時您就用綾羅綢緞打扮她們。
這會怎么樣呢？這個女孩會產生怎樣的欲望？以后她就開始有這樣的推理：我只有一條裙子，而你，媽媽，有三條。
必須教育孩子關心父母，培養(yǎng)孩子產生一種純樸的自然的愿望，讓他們在父親或母親的愿望沒得到滿足之前自愿放棄自己的欲望。
我有個成年的兒子，他大學畢業(yè)了，是個工程師，是個很漂亮的年輕人。我們的錢財是共同的，我至今沒有一件大衣。有人會這樣議論：你，老頭子，要大衣有什么用。你現在就很好了。兒子更需要大衣。他是個漂亮的年輕人，他要與姑娘去散步，他必須要一件大衣。
我堅持。他也堅持。
“還是你給自己做件大衣吧？”
“不，在你沒做之前我也不做?！?/font>
他真的至今沒給自己做大衣，直到我有了大衣。他穿著一件舊的短上衣。當有了錢時我給自己做了件大衣，而他再等一等吧，雖然他很漂亮。重要的是他關心我。而姑娘們會愛上這樣的穿著儉樸的短上衣的人的。
同志們，我的話就到此結束吧。
可能有問題吧？
問 捷爾任斯基公社現在還存在嗎？誰在領導它？您與這個公社現在還有聯系嗎？
答 捷爾任斯基公社在我走后還存在了兩年，后來撤銷了。為什么呢？因為大孩子們進了高等學校，在公社里建的工廠移交給了有關部門。所有的社員都光榮地畢業(yè)了。
我保持著與我的社員們的聯系?！瓚撜f，這種聯系開始讓我感到苦惱。他們畢竟人很多。他們本人我還記得，但我記不住誰和誰結了婚，誰有幾個孩子。要知道在信里總是要寫到這些的。
同志們，你們知道，我一天收到的信要花6天時間才能寫完回信。這讓我很為難。我真的不是在抱怨，要知道他們除我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親人。他們去找誰呢？但是，大量的通信有時讓我感到負擔很重。
譬如，某個我過去的學生到莫斯科來。他一下火車就直接來找我。有時候住上整整一個月。他坦誠地聲明：“安東·謝妙諾維奇，我到您這里來住一個月！”我嚇呆了。我可憐我的妻子。她不能再當這個旅客川流不息的旅店的主人了。我并不是舍不得我的客人們吃掉了那么多的東西，問題不在于這里，問題在于太勞累了。
“好吧，來了，就留下吧。加利婭，來客人了?！?/font>
“誰？”
“是維奇卡·波格丹諾維奇?！?/font>
“你好，維佳?！?/font>
過了兩天就開始這樣的談話了：
“我也許去旅館吧。”
“為什么去旅館，就住在這里?！?/font>
過了三天又是這樣的談話：
“我要去列寧格勒?！?/font>
“干嘛去那里，最好住在這里。”當他要走時是這樣地依依惜別：
“還是到莫斯科來吧，在這里工作，住在我這里?！?/font>
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成為很優(yōu)秀的。雖然保持聯系負擔是很重的，但對我來說，這是巨大的、真正的快樂的源泉。與某些人確實也失去了聯系。
當授予我勛章時，我收到了來自符蘭格爾島的賀電。署名是“米季卡·熱維里”。你們可以從我的《教育詩篇》中知道他。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也是賀信。署名是“工程師，勛章獲得者奧里先科（古德）”
卡拉巴諾夫，工學團的首長。一個非常出色的人。我對自己說，我是個能手，不是天才，而卡拉巴諾夫，首先是個天才。他實際上什么奇跡都能創(chuàng)造。如果寫這些的話，也許沒人會相信。
告訴你們一件事。1937年我領導了烏克蘭的所有的工學團。
從列寧格勒召來了卡拉巴諾夫。
“去新的工學團，你到那里去工作?！?/font>
“好的。”
我給了他一個舊農場，離文尼察5公里，在公路附近的一些臨時性的木房。那里什么也沒有。我決定：卡拉巴諾夫是個能干的人，我給他“最好的孩子”。我從整個烏克蘭收集。我收集到了真正的“甲蟲”，他們張口就罵人。十四五歲的小伙子，口袋里裝著萬能鑰匙和伏特加酒。
我讓他們在收容所里留了一個月。收容所有高高的籬笆圍著，設了崗哨。
這些哨兵是不幸的人，雖然他們有刺刀和槍。孩子們挖苦他們：往他們臉上吐唾沫，拿起什么就扔什么。拿他們怎么辦呢？總不能槍斃他們呀。我得到消息，卡拉巴諾夫正在準備一切去接收這些孩子。
最后我收到了卡拉巴諾夫的電報：“可以領來了?！蔽野阉麄兎胚M安著柵欄的囚車中，安排了押送隊就出發(fā)了。
晚上他們到了文尼察?？ɡ椭Z夫派了兩輛卡車到車站。他們面帶相應的表情坐進了卡車里。臥具已準備好了。他們吃飽了就去睡覺。反正據說明天會到文尼察。晚上看不見往哪里開。早晨醒來時，周圍一片草原，空空的，只有一些木房子。
卡拉巴諾夫到村里來了。孩子們聲明：不在這里住，走，弟兄們，上車站。他們去文尼察了。
在他們周圍有幾個肅反工作者。他們勸這些孩子：你們去哪里，親愛的孩子們？留下吧。孩子們以相應的方式回答了他們，一幫人步行走了。肅反工作者坐著車跟在他們后面，繼續(xù)勸說他們。
卡拉巴諾夫跑來了：
“小伙子們去哪里了？”
他抓到了一匹沒馬鞍的馬，騎上馬就去追他們了。他看到了孩子們正在路上走。
他從馬上跳下來。滑了一下摔倒了。躺在地上。那些人走到他面前：怎么啦？
他試著站起來。呻吟著。然后說：背我到工學團去吧。他們就背著他去工學團。他們成群結隊地走著，背著他。小心地把他放下來，而他說：你們把我扶起來，把他扶了起來。而他說：“謝謝，我們到了。我不想步行?！?/font>
孩子們真的發(fā)愣了。他發(fā)現了一個翹鼻子的孩子就說：
“你怎么這樣好看？”
孩子們更興奮地跑來了?？ɡ椭Z夫說：
“好吧，去文尼察?！?/font>
“好吧，走吧?！?/font>
“還是先吃早飯吧，然后再走?！?/font>
“得，干嘛不吃早飯?！?/font>
吃完了早飯，就留在了那里。過了三個月我去他那里檢查，看望他們。紀律很好。所有的人都很有禮貌、可親，都在讀《教育詩篇》。
我沒去問謝苗，他是怎么做的。我問了孩子們：
“說說吧，你們的主要成績是什么?！?/font>
“我們的主要成績是謝苗·阿法納西耶夫?！保ㄐβ暎?/font>
這就是真正的天才。不是能手，而正是天才，最困難的、最有害的人都服從他。他把他們改造成好人。我們把最困難的人給了他，他在這些人身上創(chuàng)造了真正的奇跡。
現在他給我來了封信，信中說：給我任何一個工學團吧，我在這里已經厭煩了，這里已經太順利了，給我任何一個讓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的工學團吧。（笑聲）
問 關于體罰您是怎么認為的？允許體罰嗎？
答 很遺憾，不知為什么人們把我當做這個問題的專家。他們的根據是我有一次打了扎多羅夫。你們可能記得這是《教育詩篇》中發(fā)生的一件事。
許多人說：瞧，您打了扎多羅夫，一切就都變好了。這就是說，體罰還是有必要的。
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有時候打人，甚至打一個成年人，可能是有益的。有的人就該打他的嘴巴。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就說這有益還是無益。
我是反對體罰的。過去我也是反對者。我打了扎多羅夫不是因為我的教育http://www.psy51.com/Article/xlzxun/qzjy/200804/1124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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